据罗中立回忆，1980年的整个夏天，他都在四川美术学院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学生宿舍里度过，直到当年11月才创作完成，定名《我的父亲》。在作品送往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展览”前，这幅作品能否通过四川省美协的审稿，罗中立并没底，也有好友劝说他别拿出去，容易惹麻烦。出于对这幅作品的爱护，希望能够顺利通过审查，有人提议罗中立将画里的烟卷改为一支圆珠笔，体现新社会的农民形象。为了不破坏整体，罗中立将透视画得很大，近似于正面圆心的效果，并选用了当时最流行、最便宜的套竹杆式的圆珠笔。罗中立回忆，自己当时接受这一建议的出发点正与提议者初衷相反，这一处细节修改，其实更能够客观地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代抹不去的印记。

在当时，《我的父亲》是中国油画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幅画像，至少在此之前，没有人敢用如此大的尺寸来表现一位普通的农民形象，当时几乎所有评委都被画作所震撼。根据评委吴冠中的建议，罗中立将题目《我的父亲》中的“我的”拿掉，保留“父亲”，以作为对整整一代人集体形象的描述，最终这幅作品在参展的543件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当时标志着中国美术界最高荣誉——“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展览”金奖。彼时，对于这种新画风的诞生，学界与美术界对于作品的评价依旧褒贬不一。

大巴山是罗中立艺术生命的故乡

数十年来，罗中立不断尝试对油画艺术语言和形式进行转变和创新，但唯一不变的是“大巴山”这一创作主题。罗中立几乎每年都要去大巴山写生，虽然当年的邓开选老人早已离世，但现在罗中立每次前往大巴山依然还选择住在邓开选的家中。罗中立常对友人提及，如果没有多年植根于大巴山农村的生活，没有与大巴山农民多年朝夕相处的情感，自己几乎不可能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出油画《父亲》《春蚕》等一系列表现中国农村题材的作品。

《故乡组画系列》，布面油画，180×160cm，1982。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供图

自改革开放之后，罗中立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美术创作领域一直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从过去只有一个全国美展发展到各地多元开放的展览新局面，绘画风格也从具象写实发展成为丰富多彩的艺术面貌。但对罗中立个人来说，关注农民的乡土题材是他永远不会改变的创作方向：“那些过去因为生活贫困，世世代代都没出过大巴山的人，现在已经来到了曾经他们认为遥不可及的城市生活，虽然中国农民在新时代下拥有了新的开始，但他们仍然需要人文关怀。”

这些年，罗中立试图将社会性主题创作转向艺术性主题创作，由当年《父亲》《春蚕》那种一幅画承载时代内涵的作品，逐渐转向对绘画自身的表达。数十年来，罗中立无数次走进大巴山，回到自己人生和艺术的故乡，一方面他希望从中国农村充满活力的现实生活中，不断获得并保持艺术创作的激情和状态，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从蕴藏在大巴山中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中，寻找油画艺术从观念到形态上转变和创新的可能。

《巴山情》，布面油画，130×150cm，1999。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供图

《故乡组画-接力》，布面油画，200×180cm，2007。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