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扑朔迷离、似实还虚中渗透着的是事物易态变形的多元化可能；“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自然为因，阴阳为基，形势自出，易变相承。探究中国书法的易变之道，其实质正是回溯中国民族相传已久的“文化根性”，这一东方式的哲学观与美学观既运用于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与把握中，也运用于对新世界的开拓中，并且鲜明地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外现于纸端的高度意象化形态——书法艺术之中。

历代书论的易变观照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借由意象思维的表现形态，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存在于各种书体的形成过程，同时亦存在于人们对书法艺术的认知之中。历代书法理论即为记录笔墨精神的一手材料。

尽管特定朝代有着流行于当时的特定审美理念，相当数量的语词与今不甚相同，然“一分为二”、讲求对立的观点以及关注矛盾两面的可贵意识已然闪现其间，探及存在于对立之中的易变哲思不可胜数。汉代卫恒的《四体书势》中即有“随事从宜，靡有常制”之论，今日读来仍可感知时人对作字中易变的关注；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中讲“若平直相似，状若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这篇旗帜鲜明的文字虽后被证为伪托之作，但其所提“状若算子”之辞早已被后世口耳相传并津津乐道，足可谓反面出击、极言变化的经典之作；“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藏匿于毫端的奇丽正透过奇崛变幻的笔势，于不经意间倾泻于纸面，无怪乎蔡邕所慨“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历览五种书体的形成与演变过程，玄妙的意象背后皆属道尽中国哲学“阴极生阳、阳极生阴”的易变规律认知；仔细考察各个书法基本要素，其间对于易变之道的呈现更俯拾皆是：中国书法的用笔法则中，诸如“中侧”“藏露”“轻重”“纵收”等矛盾概念已然体现着中国人对于阴阳对立、化合融汇的成熟思想意识；谈及结字形势与章法安排，唐人张怀瓘曾援引《兰亭序》中“之”的二十余个不同写法展开论述，言语之间看得出时人讲究字字个性相异、追求保持了“平正”大体势下的“不平齐”之理念；对于字间关系的“勾连”之论，特别是相互处于上下、左右关系之中的多字情状，恰恰表征着对于“书势”不可断绝的极度重视——蔡邕《九势》所云“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萧衍《草书状》言及“纵横如结，联绵如绳”“斜而复正，断而还连”，李世民《王羲之传论》中“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等等论说，无一不是重视字间有机关联的体现；更有对于书作之中“行气”的审美思考，“断而还连”看似关乎作字时的具体技艺，实则“藕断丝连”式的细密之思恰是一种极符合中国人心理的审美理念，通过这种口唇间欲说还休、眉眼里顾盼有情的隐晦，传达出绵延不绝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