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鸿鹄群游,络绎迁徙”……如此种种以生灵所作之喻极多见于古代书论。正如书法肇始于自然,古代书论写作的原材料本就来源于对自然界生灵的关注,一虫一兽均是其来源,这些被写进书法艺术理论的生命体本身具有勃勃生气,其于扬头摆尾间流泻而出的,全然是顾盼生姿的生动变幻,亦不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动势与协调。
现代创作的易变逻辑
在现代书法的创作探索中,我们总习惯于从文化本身所具特质出发来寻找答案。中西方有着极其不同的文化性格,区别于西方的“天平”式绝对平衡,中国文化更于借助传统“称”式思维,于看似不平齐间,借由秤砣的微妙挪移达到心理认知上的全新平衡,易变恰是其中要义。
事实上,在一个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巨大坐标系里,每一种书法形式均遵循着易变逻辑得其当时当下的位置——少字数书作有如独舞,是将空间性强调到了极致的典范;字数较多的布阵式作品则恰好相反,对矩阵中每个个体的空间构成相对弱化。不止于此,书法艺术亦随环境的变化而随时产生异于以往的调整,譬如对联形式之变——在古代社会生活环境之下,实用性决定其必然布于房门两侧,书法相对方整端严,变化幅度较小;而置于现代展览中,合并展列的变化则决定其更需具备较大的矛盾呼应关系,此即环境改变带给章法的必然变化。可以说,现代书法创作的易变逻辑绝非一成不变,其本身即始终处于随机布势、生生不息的流转与易态之中。
我们今天呼唤现代书法创作回归契合人们日常生活的“智性书写”,实际上正是想以书法记录最真实而不乏变化的生活片段,寻找恰当书法语言与主体当下情绪的最佳配置,追求浓淡墨色里最具鲜活感的人格与心性写照。
中国书法艺术以意象式的形态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展现于纸端,透过点线曲直、轻重方圆可以窥探中国人行走世间的人生哲思。自古而今,笔墨氤氲中变幻的是线条、结体与走势,不变的是师法自然的理念;更易的是粗细、强弱、浓淡、缓急,坚持的是知黑守白、收放得当,一阴一阳所构筑起的中和之美;生发是笔墨间外现的多彩情怀,守望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博与雅的深邃内涵与本质,是中国人的美丽情思。
(作者:李颖,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书法系讲师)
日前,中国美术馆策划推出“刘开渠与留法雕塑家作品展”,展出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熊秉明等20世纪上半叶留法雕塑家的作品140余件,讲述中国现代雕塑与法国艺术的源流脉络。
“殷墟博物馆深入解读商文明,厘清商文明发展脉络,展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生动呈现了商文明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殷墟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荣说。
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总量14万余件,特色藏品有农业古籍、传统农具、彩陶、票证、农业宣传画、高密年画、土壤标本、农业蜡果等,其中一级文物213件。馆内设有基本陈列“中华农业文明”、专题陈列“中国传统农具”“中国土壤标本”“彩韵陶魂——田士利捐赠彩陶展”,还有农业科普馆、二十四节气传统农事园等,生动展示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农业文明。
“吴兴”为湖州古称,自三国始立一直都是江表大郡,两宋时期,上承隋唐下启明清,商业繁荣,文化兴盛,“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留下了众多名园佳构,形成了以山水泽地园居为主的别业集群。
上海,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样本,正日益深入践行其文化使命,搭建心灵沟通之桥,修筑文明互鉴之路,让中国看到世界,更让世界看到中国。
曾有短剧导演接受采访时说:“竖屏短剧世界里,主打的就是一个‘白日做梦’,我们给用户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如今,这份情绪价值的投喂对象直指年轻人。
平遥坚持保护为先,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鲜明的古城特色,把文旅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发展。旅拍热兴起后,平遥县职能部门加大对从业人员的指导、培训,同时加强对旅拍行业的监管,确保游客良好的旅游体验,促进旅拍行业健康发展。
不久前,有朋友和我聊到金庸,谈及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说到金庸小说的女主人公不同于传统小说,里面的女性均有血有肉,不是纸片人。朋友还举了“梅超风”和“叶二娘”两位为例子,说她们均有悲惨的过去,导致她们成为小说里的“恶人”,人物性格的形成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这属于金庸小说的现代笔法。
3000多年前的陶三通、铸有纹饰精美的青铜器、系统成熟的甲骨文、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及殷墟所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要道,甘肃犹如一柄如意镶嵌在中国大西北,既有过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辉煌,也因厚重的历史文化、雄奇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