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教士的利玛窦，还是一个画家吗？(3)

然而，倘若暂时离开这种“问号”的阴影，重新调整角度，我们是否能够发现令我们陌生但又生动的利玛窦呢？

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是利玛窦早年生活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利玛窦的出生地是意大利东部城市马切拉塔(Macerata)。在14世纪，那里就留下了诸多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奇迹，筑起的城墙、精美的敞廊、豪华的宫殿和圣处女玛丽亚教堂存世其间，利玛窦受到艺术熏陶。当利玛窦年方16岁之时来到罗马，“从此，受米开朗琪罗启发、由建筑理论大师维尼奥莱设计建造的第一座耶稣会教堂，日耳曼公学圣阿波琳奈教堂内所绘的风格粗率的壁画中殉教的场面，始终萦绕在利玛窦的脑际。”因此，就利玛窦故乡的人文环境而言，文艺复兴的文化氛围，无疑赋予了他多才多艺的素养。无论从文化环境，还是成长时间，利玛窦都与人文主义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客观而言，利玛窦具有全面的艺术素养，这应是不争的事实。“利玛窦在这方面是达·芬奇的天才竞争对手，因为他也是多才多艺，具有同样多学科的天赋。” “利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传教士，为了布道，他们这些人学会了许多科学技艺，进入陌生的国度，借此联系官民，立下足根来宣传教义。同时文艺复兴带来科学文化革命，许多画家如达文西、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诸人，皆一专多能，既是科学家，又是画家，利氏也不例外。”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是利玛窦来华时期传教士的艺术活动和背景。利玛窦在华活动，正逢明末清初形成的耶稣会传教士东进中国的第一个高潮时期，来自欧洲各国的传教士多为才艺出众之士，其中也不乏擅长绘事者。但关于这一时期传教士从事美术的翔实史料并不多见。向达在《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一文中指出：“明季西洋画传入中国，为数甚夥，然教士而兼通绘事，以之传授者，尚未之闻。”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早在利玛窦之前，曾有传教士兼擅绘事的记载。如秦长安《现存中国最早之西方油画》曾记：“14世纪北京总主教约翰·孟德高维奴即兼擅绘画，其书简中亦记述为教授生徒《新旧约》之故，他曾将圣经故事绘成图像六幅。”但方豪在《中西交通史》(第五册)“图画”部分则指出，“明末清初，教会中人能绘事，可考得者”，方氏将游文辉、石宏基、倪雅谷、范礼安等列入此类“可考得者”。利玛窦对中国画家的影响，如同他参与绘画活动一样，同样鲜见直接的史料佐证。据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记载，在利玛窦身边曾经有数位善画的中国修士。比如游文辉、倪雅谷、徐必登、丘良禀、丘良厚、石宏基。其中游文辉作为“粗通绘事的教友”，曾经在1610年左右绘制《利玛窦》油画肖像；而倪雅谷“艺术造诣相当高，学的是西画”，他于1606年受命赴澳门，为新建的三巴寺教堂作《升天图》；1607年，又至南昌初学院，期间绘制过中国式的彩色木刻“门神”等，同时他也被推测曾经创作过一幅木板油画《圣弥额尔大天神》。作为中国本土画家最初从事油画实践的代表者，游、倪二氏受到后世有关研究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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