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成帝、哀帝时，刘向（前77—前6年）、刘歆父子对国家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汇集、整理、校订工作。孔子以个人之力整理文献，主要集中于六部重要典籍；而刘向父子则是奉帝王之命，组织学术团队对先秦至汉成帝时的所有图书文献进行穷尽式搜集和整理，这代表着国家意志，也开启了官府有组织、有计划整理国家图书的先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596种13269卷图书文献，大都经刘向父子之手。其过程如下：1.陈农奉皇帝之命，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征集图书；2.由刘向负责，将征集来的古今图书大致划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凡六类；3.将六类图书交由不同的专家负责整理，“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艺文志》）；4.每一部书都广泛搜集各种版本，包括中书（皇宫藏书）、太史书、太常书、大臣私人藏书等，进行篇目和文字校勘，去其重复，正其错讹；5.将校勘、整理好的图书写在竹简上，请专家审核、削改，形成定稿后再“上素”（抄写在绢帛上）；6.刘向等为每一部整理好的图书撰写书录，介绍版本搜集、校勘整理经过，作者生平、图书内容、价值影响等，并将绢帛书和书录一并进献给皇帝；7.将各书的书录抽出来合并一处，是为《别录》20卷；8.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继承父志，终于完成校书工作，并且对《别录》进行删减，形成《七略》7卷。《别录》《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官修书目，奠定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根基。这次文献整理，规模空前，参与人数众多，耗时约二十年，方法科学恰当，对后代的古籍整理和文献分类有重要的垂范作用。

对古籍的注解与阐释，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孔子之后，“《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降至汉代，言说益夥，并且形成了传、记、说、故、训、解、解诂、章句等多种训诂方式。仅《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易》学著述，就已经多达13家，294篇。汉代经学昌盛，家法、师法谨严。其中古文经重视文字训诂，而今文经强调义理发挥，互相攻讦。东汉大儒郑玄（127—200年）打破今古文经学壁垒，遍注群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其《毛诗传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被完整地保存于“十三经注疏”中，成为汉代文献注释的标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