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写本时代

西汉人发明了纸张，较为粗糙，经过东汉蔡伦的改良而逐渐得以流行，出现了一段简帛与纸张混用的时期。东晋桓玄下令废除竹简，古代典籍才正式进入纸本时代。纸张成本低廉，书写容易，携带方便，大大促进了图书文献的生成、传播、整理和普及。纸写本时代的古籍整理，以文献注释的成就最高。

两汉时期的古籍注释，已经从儒家经典扩展到子书、史书和诗文，如高诱《淮南子注》、王逸《楚辞章句》、应劭《汉书集解音义》等。六朝至唐初，出现了所谓的“四大名注”，即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唐李善《文选注》。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初孔颖达（574—648年）领衔编撰的“五经正义”。

据《新唐书·孔颖达传》，唐太宗时“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其中《周易正义》16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左传正义》36卷，合称“五经正义”，颁布天下。“五经正义”充分吸收南北经学家的见解，结束了注释纷争的局面，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唐代还出现了贾公彦的《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和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疏》。以上“九经”注疏，为唐代文人参加科举考试提供了权威教材，影响深远。诸经正义（或称义疏、疏）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们既要为经书作注，也要对汉魏六朝人的注释进行疏解，因而内容翔实，说解透彻，但由于奉行“疏不破注”原则，故往往曲折为说，牵强附会，“功在详析与整理而创造不多”（汪耀楠《注释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416页）。与孔颖达几乎同时的陆德明（约550—630年），曾经为《周易》《尚书》《毛诗》“三礼”“三传”《论语》《孝经》《老子》《庄子》《尔雅》等各自撰写《音义》，合为《经典释文》30卷。该书在对14部重要典籍的原文和注释进行音注时，采择汉魏六朝音切凡230余家，兼载诸儒之训诂，详列各本之异文，具有重要的古音学、训诂学、校勘学价值。后人将该书内容拆散，插入“十三经”相应的经文和古注之下，为读者提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