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屈原等杰出人才在楚国难以立足？

一、楚国未能统一天下的原因何在？

楚国虽地域辽阔，却未能凝聚成统一的强国。继并吞越国之后，楚国的疆域扩张至中国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从南海延伸至山东及河南南部，直至巴蜀西部，使其版图之广令其他诸侯国心生恐惧。然而，楚国对这些广袤领土的掌控松散不堪，尤其是最南端的百越地区，中央政府几乎无法施加有效的管理。相比之下，楚国对其西楚、东楚、南楚的控制相对严格，但这三地中南楚经济落后，东楚距离政治中心遥远，核心力量依旧集中在西楚。楚地多高山大川，若遇来犯之敌，可以凭天险退敌。晋国与楚国交战多年，很少深入楚地，其它国家也是一样，都只能在楚地一隅做文章，很少有占据三夏之一的能力。战国七雄中，也只有楚地是攻防兼备的“负海之国”。楚国因为地域太广，与接壤的秦、韩、魏、齐常有领土纠纷，树敌太多。还有因为地域广大的原因，楚国天然给邻国以压迫之感，成为北方诸侯的心头之患。并且因其强大多年，历久以来与北方诸侯的矛盾积怨太深，中原各国警惕仇恨楚要多过秦或齐等国，所以在各国紧锣密鼓搞联合的时候，“楚”参与很少。楚国面积虽大，但实际有效控制的区域有限，再加上世族分

封严重，不能形成合力。

在春秋时期，面对江汉一众小国，楚国还有优势，到了战国时代，各国力量经过数百年兼并重组都有了全面提升，楚国面对齐、魏、秦时，已基本处于落后状态。所以说，楚地虽大，但从来没有统一天下之政权，楚地只是东西南北的征战枢纽，做不了天下的基业。楚有三地，一地不利便可迁都，迁都之后发展数年，很快又是一条好汉。但反过来，如果楚国若出兵，也同样也有交通上的困难。其地形决定了楚地更适合做一个征战流通的枢纽，不具备称霸四方的气质。

甲骨文「楚」

二、楚国战线之长，力量易散

自古虽有“亡秦必楚”的说法，但在秦与楚的交战过程中，“楚”几乎从未独力打败过秦。这一方面除实力的差距外，楚地理位置的劣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楚国地域东西战线长，政权中心西楚与秦地接壤，另外两“楚”则悬挂在外，隔得非常远。而秦的地理则十分集中，南阳、汉中、巴蜀三面正好对西楚形成包围之势。这样一来，每遇战事，因为东楚的军力需留意东边的齐国，“楚”只能以西楚之力，顶多再有南楚的部分力量来对秦。而秦则可集结多路兵马进行包围夹击。此外便是水路运力上的差异。楚国内陆虽水网密布，但因为其内部政权有各地贵族强势这一特点，水路的开发需要倚靠各地贵族来完成，而要求这些贵族做到统一思想非常困难，所以楚地的水系开发得晚，并且各地不联通，有断点存在，其实并不便利。内陆水系不通畅直接导致运力跟不上，再加上秦与楚正好处于汉水和长江的上下游，秦在上游，可顺流而下，在运输力上要强出不少。处于下游的楚，只能逆流而上，当然费时费力一些。秦与楚的几次战役，都是先主攻楚西北部，当楚军调兵增援西线，秦又从东边入手，令楚不能兼顾。

纵观春秋战国若干年，楚与各国的关系呈现出一种“联合—分离—冲突—再联合—再冲突”的复杂模式。初始，秦与楚曾是合作伙伴，随着魏国的崛起，盟友关系发生了变化，楚先后与魏、齐发生冲突，又与魏结成合纵联盟，共同对抗秦国的扩张。之后，楚与秦关系再度转变，从联盟到对立，再到公开的军事冲突。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图谱，使楚国常处于被多国算计的不利地位。

这几国与“楚”多有交界线，每一方都是“楚”要提防的对象。“楚”因地形导致的战线过于分散的劣势，使其从来不能静下心来一门心思搞发展。

“楚”能称霸一时，一是有雄才霸主能判断形式、利用合纵之术来实现目标，二是境内物产丰富，对霸业起到支持作用。但未能实现统一，没有达成类似于“秦”的伟业，还落到丧师丢土的境地，除地形不占优之外，楚国内部制度混乱的局面，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三、楚国进行了几次改革，为什么没达到秦的成就

在谈到楚国的制度问题时，我们可以先看一看“秦”的制度改革，众所周知，“秦”的霸业与其改革成效分不开，而包括“楚”在内的其他国家，也有过制度改革，但没有哪一家能做到彻底执行，能将弊端彻底去除。

为什么秦国变法最彻底？因为变法不光涉及到时势，涉及到改革家的个人素质，更重要的是还和各国新兴社会势力的发展水平有关。秦最成功的变法是商鞅主导的变法。这次变法的核心是从乡村社会开始，然后再在乡政体系的基础上建立统一县制。而其它六国的变法，都是从高层开始发力推向基层，这种变化最大的

问题在于很难被基层彻底接受。

秦国先改造乡村，从乡村往上，到统一县制，发展成中央集权制郡县制。这种从土壤开始改造、由下至上的改革是“秦”成功的关键。至秦始皇时期，这种制度一直坚定不移，商鞅的战时乡村建设理论，为秦国富强打下基础。

我们再看楚国，因利益集团羁绊，众臣分权重，国家政策摇摆，贵族集团不肯放弃利益，每次所谓的改革，都只是些表面的修修补补，根本没有触及到制度。不光“楚”，除”秦”之外的其它国家的变法，如“李悝变法”“申不亥变法”，还有“齐”“韩”改革或“燕”“赵”改革，都是从上至下的、施令式的，缺少连根拨起的决心和勇气，最后只能是越来越落后，和秦的差距越来越大。贵族政治各国都有，无论是“商鞅变法”还是别的变法，影响最大的都是贵族，变法就是革贵族的命，那“秦”是怎么解决贵族政治问题的？个中的博弈过程我们就不多说了，变化永远是流血牺牲与妥协进步共存的。我们只说最现实的条件，一是秦有广泛扎实的变法群众基础，因为在变法前，“秦”被“魏”打得几乎亡国，百姓人人都有做亡国奴的危险，在这种前提下，从上至下，谁不愿意强大？包括贵族，也没有理由反对。二是秦变法的支持者秦孝公身体素质强，年岁熬过了贵族中的坚定反对者，为变法成功赢得了时间。而楚国从春秋开始就是大国，没有经历过那种几乎亡国的境地，没有不破不立的决心勇气。秦人经变法后上下一心，敢打敢拼，而楚陈旧的制度积弊太深，表面上看是庞然大物，实际内部松散虚弱、陈旧不堪。在农耕社会，集权体制优势明显，集权带来强大竞争力，在历代都有体现。制度决定了军事实力高下。“楚”总是与当时流行的文化制度不合拍，战国时，各国改革，整体氛围奉行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楚却在这时讲礼仪制度，慢大环境几拍，跟不上节奏，终究被利齿切碎。

四、楚国如此广大，为何连屈原等杰出人才难以立足

草书“楚”

关于楚国的人才问题，最让人感慨的莫过于屈原、吴起、魏冉等人的遭遇，一般谈到楚国境遇，都认为是秦国打跨了楚国，但事实上，楚国的崩溃决非由某一个条件形成，而是由方方面面的失误所组成。其中，人才的流失是影响最为深重的一环。

对比秦楚大战，我们发现，秦国众臣中，对战争起到关键作用的有不少楚人。甘茂， 魏冉、李斯，都是由楚入秦。这些人因为贵族政治的原因，在楚国看不到前途，当时的楚国军政由昭、景、屈三大家族把持，平常布衣士子想要进入核心圈层比登天还难。甘茂、李斯和魏冉都是跳槽到他国也才有了自己的发挥空间。战国时期人才流动本来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但来来去去，似乎总是以楚国发生的事情夺人心魄。吴起入楚变法，遭守旧派贵族的围杀，身死而法除；田忌由“齐”入“楚”，转了一圈还是回“齐”； 陈轸由“秦”入“楚”，也未得实用。纵观这些人的遭遇，都是表面上受到了好的招待，而实际并不被信任，没有任可

实权和可操作的空间。屈原被贬是人才对楚政权信任的转折点。和屈原一样同为楚国本地人才的春申君黄歇的遇刺，则是楚国贵族政治积弊彻底爆发的导火索。综上所述，楚国的政治结构、贵族势力的牢固控制、以及对人才的不善管理，共同构成了楚国未能实现统一天下的根本原因。这些因素不仅限制了楚国的内部发展，也影响了其在战国纷争中的战略地位和最终没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