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严重的是，剧末男女主人公的悲剧结局过多依赖误会和巧合（传统戏剧理论均认为误会和巧合只能用在喜剧） ，也使得爱情悲剧所应激起的同情和怜悯遭到破坏。本来这部莎剧结局处理方法在西方就产生了许多争议，难以归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列，昆剧改编在男女主人公相继死亡表现中缺乏必要的延宕，使得误会和巧合更加戏剧化，观众们当场哄笑充分证明了这样别扭的戏剧效果。
《醉心花》
今天看来，以中国古代艺术形式改编西方古典名著的努力尤其需慎重，否则会得不偿失。当然，剧作者罗周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她在谈及创作《醉心花》剧本时说过：“这是尝试进行中西文化之‘对话’ 。在我看来，‘对话’里更有价值的，不是‘相似’ ，而是‘差异’ 。 ”“换言之，我试图做的，并非证明‘昆曲’也可演出西方经典戏剧，而是想展示给受众：同一块材料，当它进入中国传统戏曲领域，被以东方的、中国的古典戏曲样式加以演绎时，会显现出怎样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审美面貌及美学品格。 ”问题在于中西两大民族文化之差异是明摆着的，无须求证。他们之间能否相通、融合，才是艺术对话之根本目的。
综上所述，创新和坚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应当肯定，上述三剧两方面成就对当代昆曲界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均不容低估。上个世纪30年代，以梅兰芳为代表的老一辈戏曲表演艺术家先后出国访问演出，足迹遍布欧美大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然而，那时的访问，基本上带着现成的剧目出去，演出的内容和形式并未有根本性的创新，更未提升到中西戏剧文化对话的高度，而今天的情况则有根本性的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伴随着脚步迈出国门的是观念和创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