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迹定书：考古学视野下夏商文字的传承与发展(11)
安阳大司空村的刻辞牛骨
结语
夏商文化遗存的种种证据，展示出中国文字并非肇始于殷墟商代晚期遗址发现的金文与甲骨文，而应溯源至更为古老的时代。许慎《说文解字序》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盖，即谓文字。”从考古资料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汶口和良渚文化中陶文符号的发现，均可视为早期符号文字发展的线索。而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等遗迹的考古成果，更证明夏商周的文字体系具有明显的沿承性。商代前期文字是继承二里头文化的金文、陶文和卜骨刻辞发展而来，而商代的甲骨文、金文、简牍又被后世所继承并发展。正如黄德宽所说，夏商周三代使用的文字属于同一体系，西周文字与商代晚期的汉字一脉相承，商代前期的文字则传承和发展了夏代的文字。
商前期甲骨文、金文、陶文的发现表明，文字此时已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成为商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前提与条件。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河北藁城台西与邢台曹演庄遗迹、江西吴城遗址有陶文字遗存发现，展示出至迟在商代前期，陶文已广泛分布于南北各地，展示出这一阶段文字使用的广泛性，也见证了中原文明对周边地方文明强大的辐射力。
虽然甲骨文、陶文及金文在商周遗址中也有广泛发现，但纵观整个夏商周文字体系，简牍才是这一历史阶段最主要的文字载体，简牍文字很有可能是当时的通行文字。“竹书”记录着夏商周三代王朝政事、百官政令、天文历法及生产生活等广域万象，是当时档案、典籍、文书、律法、规范的主要载体。简牍制度的形成，是中国文字成熟并在较大范围内使用的产物，更是中国早期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作者：袁广阔，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河南焦作府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转自《光明日报》2021年05月12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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