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线索,均指明甲骨文中的“册”,并非龟册,而应为竹简串编的简册。正如李学勤所言,甲骨文中的“册”字就像以竹木简编组成册之形,相参差的竖笔是一支支的简,联贯各简的横笔则是编册用的绳。
(四)竹书纪年:先秦文献记述的商代事迹主要来源于商代简牍文献
先秦时期的很多历史文献,如《尚书》《左传》《墨子》等都记载有商人史事。考古发掘证明,这些文件记述的商史均有实证。以“盘庚迁殷”为例,这段历史见《尚书·盘庚》《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盘庚时期商王朝式微,为了革弊兴业,盘庚将都城迁至殷地。这一历史事件在考古学上有明确物证。发掘资料表明,商代前期,主要都邑在郑州,郑州商城周围密集分布有规模大小不一的中小型聚落50余处;但商代晚期,郑州商城被废弃,都邑周围的遗址数量不足5处,一派萧条、沉寂的景象。与此同时,鲜见早商文化遗址的河北省南部以及河南省北部的安阳、濮阳等地却是晚商遗址的集中发现区,尤其是在安阳境内出现了洹北商城、殷墟等都邑性遗址。这正是商代晚期商王朝都城北迁、王畿内居民随之迁移、王朝经营重心转移在考古学上的生动反映。
既然先秦文献中的商代事迹多为信史,这些记录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流传的呢?先秦文献用词规范、语意凝练,应非通俗的口传方式流传,而是藉由规范、严格的书写记述传世,那么究竟是何种书写方式呢?
先考察甲骨文。将《尚书·盘庚》的行文与甲骨文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二者确相似,但相似之处仅限于国王、官职的名称。如《尚书·盘庚》中盘庚自称“予一人”,卜辞中也有商王自称“余一人”的记述;《尚书·盘庚》有“邦伯”,卜辞中记作“邦白”。另一方面,二者行文的差别却十分明显。首先,内容不同。甲骨卜辞记述的内容主要是占卜、祭祀,而《尚书·盘庚》则详细讲述了盘庚迁殷的过程,属于史籍。再则,二者的保存方法也不同。甲骨卜辞并不像档案、史籍那样保留下来为后人利用,而是作为二次资料,验证后直接掩埋于地下,这在考古学现象上有明确展示。殷墟发掘出土的数万片甲骨中,绝大多数集中发现于专门挖掘的窖穴坑中,且每坑埋存的甲骨数量巨大,如1936年发现的殷墟127坑,共发现刻辞甲骨17096片。殷墟发掘者刘一曼指出,殷墟大多数甲骨是占卜后集中保留一段时间才掩埋,殷墟至今未发现专用于存储甲骨的档案库。由于甲骨要多次使用、等待验证占卜结果,且在殷都之外卜用甲骨需带回殷都在宗庙附近处置,因此卜用后的甲骨要保留一段时间,再挖坑掩埋。甲骨在商代社会不是用作史料存档的。
近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的科研团队对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出土的微型铜盒内残留物进行取样分析,证实其应为高等级女性贵族盛放、储存化妆品的容器。
“三星”之光,闪耀在中华文明版图的西南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6个新祭祀坑重大考古发现引人瞩目。在距博物馆约2公里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大棚里,许多新器物的出土,令考古人员惊喜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