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迹定书：考古学视野下夏商文字的传承与发展(10)

基于此，先秦文献中的商代事迹绝不会引自甲骨文，而应主要来源于商代用于存录的历史文献，而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就主要记录在简牍上。裘锡圭认为《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记载及甲骨文“册”字的发现，表明商代已有典册，商代典册内容比甲骨文、金文更为重要，文字篇幅也一定更长。李学勤也指出，商周两代史官的官名叫“册”，其职务在于书写掌管典册，即“作册”，这表明商代已有简册，而简册就是当时史书的主流载体。据《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载：“夏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法而出奔于商。”可推知至迟在夏末已设有管理册典图法的史官，而夏之“典册”至此为成汤“有”之。

这些文献和文物线索，均可证明商人已有简册，并以之记录重大史事；而先秦文献中的商代历史事迹，应最早来源于商代的简册内容。

（五）册录万象：商代高度发达的文明景象需要简牍文字来记录

考古发现显示，商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从生产角度来看，甲骨文中“工”—“百工”表明商代晚期的手工业门类齐全，制陶、铸铜、制骨、制玉等技术先进，生产、组织、管理、产品分配等环节有条不紊；“民”—“众”—“百姓”的文字发现，说明商人采取集团劳作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效率较高。从社会生活看，商代的统治阶级有国王、臣僚、诸侯等人员，活动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祭祀、纳贡、赏赐、刑法诸多内容。社会生产与仪式活动需要有序、高效的社会组织进行协调管理，而确保各级社会组织高效运转的重要保障就是政令畅通、信息及时，需要通达的文字媒介进行传播。考虑到甲骨文在功用上仅用于记录占卜、祭祀等内容，这些包罗万象的政令、文告、律令、历法、规范等内容，很大程度上应是通过简册来记录的。至于简牍文字的出现时间，李学勤曾推测应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龙山时期朱书陶文可作为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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