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仰韶文化在中国考古学中有着至关重要、无可替代的地位,“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核心文化”。
经过一百年、几代考古人的努力,仰韶文化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考古人发现了半坡遗址、庙底沟遗址、双槐树遗址,知道了仰韶文化的分期;还发现了贾湖遗址、大地湾遗址,明确了仰韶文化并非横空出世,找到了源头,从而更加证实中国的文化是“土生土长”。
仰韶文化有几个其他考古学文化无法企及的“最”:持续时间最长,达2000年;影响范围最广,涉及十个省区;生命力最强,其在新疆到汉代才消失;文化谱系最完整,几乎没有缺环。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所说:“仰韶文化为中华文化和文明提供了很多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的主根、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也认为:“仰韶是很辉煌的时代,它的意义是完成了华夏文化的认同,影响到周边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甚至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应该是华夏文化的根和魂。”
如果说中华文明起源“像满天星斗”,仰韶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如果说中华文明起源像“重瓣花朵”,仰韶就是那正中间的花心。
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
一个世纪的研究,基本明确了仰韶的文化特征、时空框架和源流演变,深入探讨了仰韶时代人类社会形态、资源环境及文化交流等重大问题,初步勾勒出中华文明孕育萌生时期的生动历史画卷,在中国百年考古中有着举足轻重、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百年来,从最初的手铲挖掘,到三维激光扫描仪、ICP-OES光谱仪、航空遥感等高科技的“全副武装”;从考古学的“单打独斗”,到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深度融合的“协同作战”;从单纯的器物发掘,到连空气也要化验分析的精细化提取,仰韶遗址的发掘研究手段在不断变化。不仅如此,仰韶文化的研究理念也在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研究的重点是建立文化谱系、文化分期等基础工作;近二十年来,随着聚落考古理念的强化,社会分层、社会分化、文明进程研究成为着力点,而这也恰是社会重大关切。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认为仰韶文化研究的这些发展变化,“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缩影,见证了百年中国考古学的繁荣滋长”。半坡、姜寨、庙底沟、西王村、大河村、双槐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不仅丰富了仰韶文化的研究内容,更是在田野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史前考古理论、方法和技术。一大批杰出的考古学者汇聚仰韶文化研究,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张忠培、严文明等都曾参与其中,扎根田野、著文立说,让中国考古薪火相传、英才辈出。
回望百年,是为了更好地出发,无论是仰韶文化研究还是中国考古学,任重道远,光明在望。
仰韶文化因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得名。经历了100年的时光,大仰韶体系得以建构。但考古对仰韶文化的了解依然是不知道的多于知道的,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丰富已有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