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70年代，四川大学和西藏自治区的考古工作者在西藏东部昌都地区，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让人惊叹：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居住在半地穴式和石砌的房屋内，上山打猎，下河捕鱼，用骨针缝纫衣物；他们学会了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劳作之余，他们甚至还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爱美之心已经渗入生活的细节之中。

阿里出土的带有汉字的丝绸

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如今，一部西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利用考古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西藏史前史的轮廓：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开始，距今约十多万年前至五万年前，人类已经从不同的方向和路线，按照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步骤，踏上西藏高原，他们以打制石器为主，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在距今约5000年前后，高原东部和中部气候相对温暖的地区出现了定居的农业村落，人们开始制作磨制石器、烧制彩陶、种植谷物、驯养动物，进入到被考古学家们称为“农业革命”的新石器时代；紧随其后，西藏高原也进入到“早期金属器时代”，人们学会使用铜器和铁器，或许在某些地区甚至不排除已经能够按照高原独特的方式冶炼制作金属器。

和世界各古代文明及中国内地史前文化发展路径一样，西藏高原的史前人类也经历了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和铁器时代（只是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在西藏这两个阶段还不能完全分开，统称其为“早期金属器时代”）这几个大的发展阶段。大约在公元7世纪前后，西藏高原各部族逐渐形成统一的吐蕃王朝，并创立了文字、城堡和地方性政权，借鉴中原和周边民族的文明成就形成各种制度文化，进入到有史可载的西藏历史时期，揭开了西藏文明史的新篇章。

西藏吉隆贡塘王城遗址

科学的考古证据还提供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从旧石器时代直到唐吐蕃时代，以至其后各个历史时期，西藏的文化和文明都和中国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其发展轨迹始终朝着东向发展，其“文化底色”从一开始便打上了浓厚的东方印记。

提供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西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旧石器时代的“丹尼索瓦人”很可能是最早适应高海拔地区气候条件的人群之一，其生命机理中已经开始具有抗高寒、缺氧等特殊基因，为人类生生不息、世世代代定居雪域高原奠定了生物学基础。人类挑战生命极限、生存极限的无畏精神，最终战胜了极端条件下严酷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在高原上创造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器时代等不同阶段具有高原文明特质的人类文化。

早期踏上并定居高原的人群在物种的选择、培育、传播等各个方面都发挥出极大的聪明才智，从引进少水抗旱能力极强的粟作，到更大范围传播和种植大麦品种之一的青稞，人们在高寒条件下最终确立了以青稞为主食，辅之以豌豆、小麦等作物的农作物体系。今天人们所熟悉的青稞酒和酥油茶、被誉为“高原之舟”的牦牛等驯化的动物，都是高原文明的特产；西藏最古老的宗教“苯教”（也称为“黑教”），早在佛教传入西藏高原之前便已经成为高原人们的精神信仰，对神山、圣湖、古木、奇石、日月、星辰、云彩等各种自然物体和自然现象的崇拜，是高原人群在艰难的环境条件下最为朴实的心灵向往和寄托；充满游牧民族豪迈情怀的传奇史诗《格萨尔》，向世界述说着高原各族人民创世纪的历程……直到今天，人们之所以对西藏高原情有独钟，正是因为西藏高原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无论是从人类体质特征还是文化特征上，在中华母亲乳汁的滋育下，既具有和中华各民族相同的“文化基因”，又产生出高原文明独有的品质，以其独特的宗教、哲学、历史、民族、语言、文学、艺术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强烈地引吸着世人的眼光。而考古学，恰恰可以从生物学到人类学、社会学进行溯源，将早已消逝的历史加以重新发掘、梳理与再现，对这个“样本”作出前所未有的生动而丰富的阐释。

补充藏学研究的关键信息

西藏考古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是一门国际性的“显学”，也是传统藏学研究新的生长点，为国际学术注入了新鲜血液。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藏学研究和敦煌学、蒙古学等学科一样，在国际学术界多作为“内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学科发展史和深厚的学术基础。

以“藏学家”身份进入到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在1950年前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但即使如此，和西域、新疆、内蒙古、东北（满洲）等边疆地区最大的不同在于，由于藏族人民对于外来势力强烈的抵制和反对，能够真正深入到西藏高原的西方人并不多。意大利学者图齐（G.Tucci）是西方学者在西藏考古与艺术领域最高水平的代表。他在传统藏学研究中加入了西藏考古，从而使藏学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具有开拓之功。不过，图齐在西藏高原的考古工作也主要以地表的采集、观察和记录为主，地下考古发掘因为条件所限无法真正有效展开，所获取的资料十分有限。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考古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西藏自治区开始建立文物考古机构，由四川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培养出第一批西藏考古的人才，有计划地在西藏高原全域连续开展了三次文物普查工作，有重点地开展了对其中若干重要考古遗址的发掘工作，如著名的拉萨曲贡遗址、昌都小恩达遗址、山南昌果沟遗址、西藏皮央·东嘎遗址等，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发现和发掘的。近年来，西藏考古被纳入国家主导的“考古中国”项目当中，同时也制定了《西藏自治区文物考古“十四五”发展规划》，西藏考古迎来了又一轮新的发展高潮。近两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藏北尼阿底旧石器时代遗址、阿里桑达隆果墓地，以及一批最新的考古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西藏考古的内涵，为最终建立西藏高原考古学文化序列不断提供资料。

西藏考古已经成为藏学研究新的生长点。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为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对于西藏高原而言，要在这三大研究领域内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必须依赖于考古学所提供的科学研究成果。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着、丰富着西藏的历史。例如，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若干重大命题的提出和具体实践，都是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经引起国际藏学界的高度关注。西藏考古所提供的科学证据以及由此得出的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并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已经开始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主持者四川大学童恩正教授曾经预测：“在这一片被某些人视为荒漠的高原之上，是埋藏着可贵的古代宝藏的。这些宝藏在科学上的重大意义，有些在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上还难以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展望新时代的西藏考古，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鼓舞之下，中国考古学者一定能够不负众望，给世界交出一份充满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