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9年的大生产运动中，鲁艺的工作除了上山开荒外，还有纺线、种菜、养猪、磨豆腐等。文艺工作者不但完成了边区政府交给的生产任务，而且实现了蔬菜完全自给。大家能常常吃到西红柿拌辣椒、葱拌豆腐等新鲜菜肴了，生活大为改善。

延安当时是歌咏之城，整个延河边全是歌声。罗工柳晚年深情回忆：“天不亮就起来了，整个延安，所有的人没有不唱歌的，有抗大的，有陕公的，鲁艺的，满城都唱《延安颂》，……《延安颂》当时唱的那个气氛，在延安那个气氛是忘不了的。”埃德加·斯诺感叹，延安的人们洋溢着“不可征服的精神、力量和热情”。欢乐、自由、信仰、工作、启蒙、革命这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渴望的、呐喊的、追寻的、实践的词汇，在革命圣地的生活中都实现了。

鲁艺的前四年，毛泽东常来给学员上课，讲《论持久战》《矛盾论》等。当时毛泽东身材较瘦，留着分头，上课时穿着普通的灰布军装。课堂就在窑洞外面，摆一张桌子，后面立块拼接的木板做黑板。毛泽东喜欢站着讲，而且边走边讲，手势特别多。根据当时的照片和莎莱的回忆，毛泽东在鲁艺上课时，常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前伸挥动，上半身前倾，转一圈然后又叉上腰，哈哈大笑。（见《大鲁艺·第二集延河春晓》）朱德、刘少奇等也常来鲁艺座谈讲课，贺龙等八路军将领也常给鲁艺师生做军事报告。有这么多革命领导人亲自授课，鲁艺师生思想政治素质突飞猛进。

鲁艺美术部教师大多是左翼美术运动的骨干成员，如马达、沃渣、陈铁耕、胡一川、江丰、蔡若虹、力群等。他们发现，工农兵不能理解人物为什么要画成“阴阳脸”，画面为什么总是黑乎乎的。

蔡若虹晚年回忆当年的情景：“‘你看看我的脸上，这半边不是比那半边亮一些吗？那半边不是比这半边黑一些吗？’‘我知道，我看得见。’‘我这鼻子下面，我这下巴下面，不是黑糊糊的一片吗？’‘我看得见。’‘那为啥我画出来你还说是阴阳脸呢？’‘看得见的，不一定都要画出来嘛！’‘为啥不画出来？’‘不好看，不美。’”鲁艺师生吸收了传统年画和连环画的形式，放弃了透视画法，弱化光线明暗差别，使画面明亮，给部分木刻上了颜色，更多描绘工农兵生活，突出人物正面形象，强化了正反面人物对比，用连环图画表现一个完整故事，制作了一批表现工农兵生产和斗争的新年画和新连环画，广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