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九山书会通过“末”“生”两个脚色向观众自我介绍：我们是宦裔子弟，能弹琴吹笛，能诗词文咏，能编写剧本，能化装表演，还要与其他书会竞赛，争夺魁名。

其实，“书会”才人编写剧本时，便开始了士人与民间合流趋势。九山书会编撰的《张协状元》便是妥协的典范。张协负心再也没有死于非命，而是在曲折迂回的戏剧效果中，让王贫女与负心郎张协状元最终走到一起，给观众一个大团圆的交代。九山书会自称有“教坊格范”，表态向宫廷乐坊靠拢。

在许多的书会中，永嘉书会因《白兔记》而流芳至今。永嘉书会不再写“负心戏”，而是开始编写“孝义”题材的剧本了，意味着剧本的价值取向开始在民间与士人的合流中普世化。1967年，在上海嘉定宣氏墓中发现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北京永顺堂刻本《刘知元还乡白兔记》，内有“亏了永嘉书会才人，在此灯窗之下，磨得墨浓，蘸得笔饱，编成此一本孝义故事”。

南戏《荆钗记》应该是出于宋元间永嘉书会才人的手笔，作品以永嘉进士王十朋为主角，写他家贫志高，以荆钗聘娶钱玉莲，夫妇却感情至深。王十朋中状元，宰相万俟卨欲招他为婿，十朋以家中有妻拒之。一番曲折后，待荆钗重现，夫妻团圆。与早期“负心戏”截然相反，正面树立了寒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样板，在开始重塑士大夫形象中，确立另一种价值认同。

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南戏承担了一种普世的道德关怀，在趋同的价值追求中，在士人的整合下，南戏走向儒雅之途。王十朋也成为朱熹从永嘉学人中树立的道德标杆。

书会在合流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完善，编剧有“先生”“才人”“名公”“老郎”之专称，分工明确，他们经常流连于勾栏、瓦舍以及宗祠戏台的前后左右，与艺人交流，在观众中采风，剧本里才有人性的袒露、人情的剖白、人间的冷暖，句句是本色语，感发人心，妇孺皆喻，在舞台上勾勒出现实社会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