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一种生活方式

“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

大文豪欧阳修曾在《读书》诗中直率地感叹。

在书房内饱读诗书，逐渐成为一种刻入读书人骨髓的生活方式。

作为读书人精神空间存在的书房，承载着主人的心性与志趣，故而文人墨客在为书房取名时，往往选用寓意深刻的词句，并辅以表示空间的斋、堂、屋、居、室、庵、馆、庐、轩、园、亭、洞等字眼。文人也多将文集以书房命名，如陆游《老学庵笔记》、赵孟頫《松雪斋集》等。

图书的丰富催生了藏书业的兴盛，收藏书籍尤其是珍本书，成为文人一大雅好。宋元明清几代，私家藏书不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乡绅、商贾乃至一般的读书人家都开始出现藏书的习惯，藏书家人数剧增。如福建莆田藏书家方峻，其“白杜万卷楼”藏书约在五万卷以上，是宋代全国最大的藏书楼。到了清代，有明确史实记载、藏书达5000卷以上的藏书家已超过3000人，并涌现出“清代四大藏书家”。

南宋词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说，“世间万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书为甚”，并专列《书籍之厄》一节，担心书籍遭受“书厄”荼毒，可见藏书家对书的珍视。周密出身藏书世家，祖孙三世积累，靠着“具搜极讨，不惮劳费”，“凡有书四万二千余卷，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

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也是极爱书之人，在青州时曾有藏书楼“归来堂”。二人爱书成痴，宁可“饭蔬衣练”也要购书，以至家中“几案罗列，枕席枕籍”到处是书。靖康之难后，夫妻二人千挑万选，带着“书十五车”南奔逃难，没能带走的书籍尽遭洗劫。没过几年赵明诚去世，李清照又只身带着大批书籍南下，一路走、一路丢，不是被掠走，就是被小偷凿壁偷去，只留下丈夫所著的《金石录》。她在《金石录后序》里感叹：“何得之艰失之易也。”人的命运与书之聚散，令人无限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