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春节临近，由于疫情防控措施和出行政策调整，“春运”大潮很可能到来而这也会给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带来较大压力。

这样的压力源于三个方面：其一，庞大的人口数，截至2021年，我国农民人口数量达5.56亿；其次，农村中占主体的老人、儿童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均比较弱；其三，相对城市，农村的医疗资源相对缺乏。

在此背景下，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名词，如“卫生所”“卫生院”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事实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卫生所”“卫生院”这些农村医疗体系中的重要机构一直以不同的名称存在着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的卫生所。来源/《焦点访谈》截图

疫病、传染病：新中国初期的严峻形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卫生形势十分严峻，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痢疾、结核病等传染病、寄生虫病十分流行。比如鼠疫，民国期间曾导致上百万人死亡，死亡率高达89%。新中国初期，察哈尔爆发鼠疫，在军队协助下，疫区周边道路全部被封锁，封锁线以内的行政村之间和患者、非患者之间都实施隔离管控，华北军区为此建立起六道武装封锁线。再比如血吸虫病，流行范围达13个省市自治区，有的疫区人死户绝、田园荒芜，原江西丰城县某村有1400余户4000余人口，耕地6000多亩，因受血吸虫病侵害，导致村民大量染病并死亡，到1949年时，全村仅余两人。

新中国初期受血吸虫威胁的人口数量。来源/纪录片《战“疫”》截图

同时，全国还有80%的地区有地方病，像甲状腺肿流行于28个省市自治区，急性克山病流行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等15个省市自治区。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同样很高，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近一半的婴儿在15岁前死亡，我国的人均寿命在35岁左右，是当时世界上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医疗卫生资源的极度匮乏。

当时，全国县以上公私立医院共计不过2600所，门诊所有769个，全部床位80000张。这些资源还主要集中在相对发达的地区，在人口数量更为庞大的农村地区，原本就缺吃少穿，医疗资源更是极其贫瘠，除少数村落有中医诊所和中药铺外，基本没有医疗卫生组织机构和相关设施。

此外，部分农村居民文化水平低、封建思想浓厚，对各类疾病的产生，多认为是天灾或恶鬼害人。不少地区往往在疫病流行时，会举办迎神赛会或聚众前往寺庙烧香，甚至有的相信江湖术士的“仙水”“神药”等。所以新中国初期的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不光是治身体上的病，还要治思想观念上的病。

1950年，全国召开了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会上提出了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的组织形式。但是，在当时医疗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除了为消灭天花、伤寒等急、烈性传染病而实行全民免费制度外，在农村主要实行的还是联合诊所的办法。

从联合诊所到合作医疗

解放前，活跃在农村的医生主要是中医，西医极少。这些中医大多分布在集镇，依附于堂铺，有时也出诊，到病人家里治疗一些重病人。新中国初期，政府一方面利用有限资金建立区卫生所等基层卫生机构，一方面将已有农村卫生资源整合组建联合诊所，即将散在各地农村的以中医为主体的个体开业者，逐步组织为民办公助的区卫生所和联合诊所、乡卫生站（医疗站）、医药合作社。在人民政府的号召下，1951年开始，私人诊所、药铺中的开业人员先后办起了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等多种形式的联合诊所。

联合诊所由个体开业医生联合组成，人数不等，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诊所人员一般采用全脱产、半脱产或轮流坐班三种方式应诊，主要承担基层的医疗预防、卫生防疫、妇幼卫生和卫生宣教等任务。在政府大力支持下，联合诊所发展很快，如河南上蔡县，1952年创办公、私联合诊所12所，到1956年时发展到了127所。

这种联合诊所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有利于医疗资源的集中管理。江西省在1953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提到，过去由于中医中药分布不均，广大农村找不到医生，看不到药店，劳动人民得了病，就要跑上十几里，甚至几十里到市镇上去看病吃药，往往因此不能及时治疗或根本得不到治疗，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自从组织了联合诊所后，很多地方如金豁、进贤、高安、萍乡、资豁、新淦等县，均已做到有计划的依地段分布联合诊所于各区、乡，星罗棋布地形成一个医药网。

当时农村看病的情景。来源/《新闻联播》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