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而言，随着社会的安定，农村基层卫生组织也要逐步建立，过去农村中大量存在的个人开业医生，其分散的状态既不利于国家管控，也无法满足农村的医疗需求，通过“联合诊所”把分散的个体中医集中在一起，有利于对农村医疗资源的掌控和调配，从而为之后的集体化奠定基础；但对有些居住分散的农民来说，反而造成了看病难的问题。而且，许多农民对于收费模式、医疗资源的组织化和医院的现代医疗方式并不适应，比如当时河北五公村的村民“不喜欢陌生的大夫，不喜欢排队等候，填表和付挂号费。他们一旦生病，便在家里让熟悉的医生上门看病，买他们认为可信的草药，但国有化商业和集中化的医疗体制结束了这一切”。

鉴于此，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后，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以经过培训的保健员、防疫员、接生员等初级卫生人员为主体，开始兴办保健站。

这些不脱产的基层保健员熟悉农村情况，平时宣传卫生政策，协助卫生部门开展预防接种，关键时刻也能为社员提供伤口包扎和急救之类的简单医疗服务，很受群众欢迎。山东文登县在1956年开设农业社保健站，站内设有保健箱和常用药品，发现病人后，保健员随叫随到，这让看病群众十分方便。保健站所需资金，大部分由农业社公益金中提取，社员每人每年缴纳少量保健费，诊病只交药品成本费。

这种合作化背景下诞生的保健站，成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早期雏形。与“看病收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联合诊所相比，合作医疗制度下，农民负担更轻，得到更多农民的理解和支持，故而逐渐成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制度。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家在县设立人民医院，在公社将联合诊所、农业设保健站和区卫生所合并成人民公社卫生院，由公社经营管理；在大队设保健室，生产队配保健员、接生员和保育员，由此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

但是，这种国家大包大揽的方式很快使得医疗经费入不敷出。1962年，政策作出调整：县、区卫生院由国家投资；人民公社卫生院、生产大队保健室由集体经济负责。联合诊所重新启用，直到1968年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

合作医疗能在全国推广，有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赤脚医生覃祥官。

影像资料中的覃祥官。来源/《新闻联播》截图

覃祥官早年读过几年私塾，1964年春，他从长阳县中医进修班学习一年后，回到乐园公社卫生所担任医生。次年冬，乐园流行麻疹、百日咳、脑膜炎等疾病，全公社有1000多人感染，杜家村一下就死了4名患病儿童，一名农妇因为身上生满疥疮，难以忍受痛苦而上吊自杀。目睹这些情景，覃祥官陷入思考：既然办生产合作社能解决农民单家独户生产上的困难，办信用社便利了农民资金借贷，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医疗，依靠集体力量和疾病作斗争呢？

在公社党委支持下，他辞去卫生所的职务，回到杜家村，创办了“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1角钱当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疾病需要常年吃药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挂号费，吃药不要钱了。

此事一经传开，左邻右乡纷纷前来参观。“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公社推行。1968年，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南海，引起党中央重视。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合作医疗好”，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困难”，“值得在全国推广”。

合作医疗纪念馆。来源/《新闻联播》截图

到1977年底，全国已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

与“合作医疗”相伴相生的还有一个名词，那就是“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时代的缩影

“赤脚医生”之名，源自一次宣传报道。

20世纪60年代，在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有一名叫王桂珍的大队保健员，因其经常下水田劳动时被人叫去治病，往往来不及洗去脚上的泥巴，赤着脚就去给人看病。久而久之，当地农民称她“赤脚医生”。《文汇报》的一名记者将她的事迹写了一篇调查报告，文中使用了“赤脚医生”这一称呼，并第一次把“赤脚医生”定义为“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

1968年夏，这篇调查报告在《文汇报》发表，随即引起中央宣传部门的重视，当年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均予以全文转载。毛泽东主席还专门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来源/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