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船押运官物的宋朝士兵也是多借纲运之机私贩商货，这类记载在《宋会要辑稿》中屡见不鲜：“成都府钱帛盐货纲运，访闻押纲使臣并随船人兵，多冒带物货、私盐”；“江湖路装粮重船，多是在路买卖，违程住滞”；“押纲之人，多是请求而得，往往沿路移易官物，于所至州县收买出产物货，节次变卖，以规利息”；“诸路合发上供钱粮、金银、匹帛、杂物等纲，在路多是妄作缘故，住岸贩卖”。

盛唐时期，弃农从商是法律禁止的，唐太宗曾下诏：“民有见业农者，不得转为工贾。”但到了晚唐—两宋时期，农人弃耕从商，或者半耕半商便是寻常事了，“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这是唐中后期的情形；“方今天下之人，狃于工商之利，而不喜于农，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无能，然后安于田亩而不去。”——这是两宋时期的情形。让我再举一个实例：南宋时的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州政府大概为了避免田地抛荒，“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想收回外出经商的农人的产权。但朝廷最终没有同意，因为户部认为，“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许人请射。”保护了经商农人的产权，也承认农民兼业的现实。

就连方外之人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来。在岭南，依当地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在京师，位于东京汴河边的大相国寺是最大的商业交易中心之一，“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在这里做买卖的生意中，便有僧人、尼姑；在成都，大慈寺也是“地居冲会，百工列肆，市声如雷”，是成都“十二月市”的重要交易平台。宋人并不认为红尘的喧嚣、市井的热闹会败坏佛家的清净，反而认为，这恰恰是人间繁华的表现：“以游观之多，而知一方之乐也；以施予之多，而知民生之给也；以兴葺之多，而知太平之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