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宋代的商业与商人，不能不提宋朝社会的“全民皆商”现象。当然，“全民皆商”是夸张的说法，不过宋代确实出现了不同社会群体竞相投身于商业的热潮，诚如一首宋诗所描述：“短袴长衫白苎巾，咿咿月下急推轮。洛阳路上相逢著，尽是经商买卖人。”这些“经商买卖人”来自各个阶层、各个社会集团：宗室贵族、官僚、军人、士人、僧人、农人，等等。

按宋朝立法，任何平民都可以从事商业，惟宗室贵族、官僚不允许经商，因为他们都是食禄之人，经商即是与民争利：“朝廷所以条约官户，如租佃田宅，断卖坊场，废举货财，与众争利，比于平民，皆有常禁。”但在事实上，禁约沦为一纸空文，许多宋朝官员都加入商人之列，生活在北宋中叶的王安石发现，“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差不多同时代的蔡襄也说，“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义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今乃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日取富足。”

宗室子弟虽是天潢贵胄，也甘为商贾事。北宋时，“诸王邸多殖产市井，日取其资”；南宋时，宗室子弟“逐什百之利，为懋迁之计，与商贾皂隶为伍”，居住在泉州的赵氏宗支，投资海外贸易者，比比皆是。

宋朝士子并非一心只知读圣贤书，有经济头脑者不知凡几。南宋时，每逢大比之年，天下士子都早早来到临安城，惟四川士子姗姗来迟，何故？原来“蜀士嗜利，多引商货押船，致留滞关津”。其实不仅四川士子如此，其他地方的读书人也都借着赴试的机会，将家乡的土特产带到京城货卖：“各乡奇巧土物，都担戴来京都货卖，买物回程”，这些赴试的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而在唐代，士与商是两个近乎绝缘的群体，商人不准参加科举，士子也耻于与商贾为伍，五品以上官员甚至“不得入市”，连市场都不可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