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金色猪与杂剧中御车将军猪八戒的关系确实存在，河伯与小说中天蓬元帅猪八戒的关系亦不可否认。但是说金色猪即小说中天蓬元帅猪八戒的原型，或者说河伯也是杂剧中御车将军猪八戒的原型，都同样缺乏切实的根据。杂剧与小说中猪八成身世的明显不同，说明剧作家和小说家的原始依据是不尽相同的。不能仅仅根据时间的先后，视杂剧与小说为直接的传承关系，而将二者的原型简单地等同。上述两种观点的疏漏之处正在于此。事实上、吴承恩并没有沿用金色猪为依据，而是重新为猪八戒确定了一个原型。这既是小说家按照一定的创作意图而进行的主观选择，同时也是释道争雄思潮在猪八戒形象演变过程中的曲折反映。

猪八戒形象

在杂剧《西游记》等早期取经故事中，孙悟空形象最初都属于道教系统的“修炼猿”（参见张锦池《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5期），都有“由道入释”的情节。沙和尚形象到了杂剧《西游记》中才变得清晰。他原是玉皇殿前卷帘大将，为道教仙官，只因“带酒思凡”，而被罚在流沙河，“推沙受罪”，后加入取经队伍，也经历了“由道入释”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小说《西游记》中得到突出的表现，并成为小说的整体结构。杂剧中猪八戒的前身是“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本来就是佛门中神，在最初的宗教属性上与孙沙相悖。若不加改动地写进小说，则不能与作品的整体结构协调一致。因此小说家摒弃了杂剧中的金色猪原型，改以河伯为原始依据，重塑了这一神话文学形象。这样，猪八成由佛门神将“御车将军”变为道教仙官“天蓬元帅”，在最初的道教属性、后来的“由道入释”、带罪修行上，便与孙、沙趋于一致，切合了作品的主体结构。另一方面，《西游记》小说中的“由道入释”情节，“正是当初释道二教思想争雄在作品艺术结构上的反映”（参见张锦池《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说明佛教的影响强于道教。猪八戒的原型由金色猪变为河伯，正是为了服从和突出小说中“由道入释”的总体结构。在这一意义上说，也间接反映了释道争雄的思潮。

尽管如此，金色猪的作用仍不可低估，这不仅因为它充当了杂剧中猪八戒的原型，更为重要的是，它促成了猪八戒这一不朽文学形象的出现，使一师三徒的取经队伍最后定型。吴承恩实质上就是在“御车将军”猪八戒的基础上重塑了这一文学形象，所以在小说中“挑担的脚夫”猪八戒身上，确实隐隐约约地存在着“御车将军”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