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苏州治水有功，范仲淹被仁宗调回京城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他回到京城后继续同吕夷简斗争，向宋仁宗进献《百官图》，劝说仁宗改变宰相用人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的权力。正好宰相李迪和吕夷简党争，吕夷简胜出，范仲淹和大臣范讽被当作李迪一党而遭外放。见范仲淹多次因为直言得罪人而被贬外放，梅尧臣作《灵乌赋》劝告范仲淹少管闲事，不要惹祸上身。范仲淹却不以为然，回复表明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至于滕宗谅，他先被贬到闽北的邵武县，又在明道元年（1032）奉调入京，担任掌管皇帝衣食住行的殿中丞。刘太后虽有当第二个武则天的心思，但自己并没有唐中宗李显那样的亲生儿子可以在后世祭祀自己，一直没有付诸行动。年过六旬的她身体每况愈下，决定在翌年二月身着帝王之服去大宋太庙举行祭祀大典，在形式上过一把当皇帝的瘾，结果当然被臣下劝阻。同时，滕宗谅和秘书丞刘越等人直接上书请求太后还政于仁宗。刘太后虽没有同意，但也没有责罚滕宗谅等人。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在身着改制后的帝王衮服参拜太庙后不久病逝。没有太后管着的宋仁宗一度放飞自我，喜爱宴饮，宠幸嫔妃，搞得身体很虚。滕宗谅看不惯仁宗的行为，直接上书：“陛下日居深宫，留连荒宴，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这样直白的指责让仁宗十分没面子，加上滕宗谅和范仲淹、范讽二人关系亲近，又正值范吕之争白热化的阶段，仁宗决定将滕宗谅降为尚书祠部员外郎，知信州。

由此可见，范滕二人都是敢于犯颜直谏、冲锋在前之人，这也为他们在后来的庆历新政改革当中同进退的结果埋下伏笔。

历经波折的庆历新政

宝元元年（1038），盘踞西北多年的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宣布称帝，建立西夏政权，并大举入侵北宋边境。康定元年（1040），宋军在三川口与夏军的第一次大规模会战中失利，夏军聚兵延州城（今陕西延安）下。宋仁宗启用此时已经年过五旬的范仲淹与韩琦一同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同时任延州知州以抵御西夏人。滕宗谅也升任刑部员外郎和直集贤院，兼任泾州（今甘肃泾川）知州以防备夏军东进。两位从中央到地方屡上屡下的能臣，因西北战事再次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范仲淹一到西北，立刻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改革了之前臃肿僵化的军队机构，加强军事训练，按夏军入侵人数之多寡安排出战部队，并步步为营收复失地。很多不了解宋夏之战的人，认为宋军对西夏一直被动挨打，其实并非如此。就好水川一战而言，宋军人数远少于夏军，宋军在大将刘平的带领下爆发了很强的战斗力，给予夏军很大杀伤，大大迟滞了夏军进攻延州的步伐，让李元昊功败垂成。经过范仲淹的一番经营，宋军战斗力进一步提升，夺下了白豹城（今甘肃华池东北）等多处城寨，修筑青涧城和鄜城，招抚羌族等少数民族部落为己所用，有效遏制了夏军的进攻步伐。狄青、种世衡、郭逵、张亢等后来战功卓著的名将，都是范仲淹主政西北时发现或提拔的。

宋夏边境

随后的两年，在范仲淹和滕宗谅等一干能臣的经略下，稳住了西北防线，让李元昊屡屡吃瘪。然而，宋将任福和葛怀敏在进攻战中因轻敌冒进和指挥失误，在好水川和定川寨送了夏军两场大胜，让李元昊率军进逼关中前线的潘原，围攻泾州城。在此番危局下，范仲淹和滕宗谅再次默契合作。滕宗谅的泾州城守军远少于敌军，他召集数千农民穿着盔甲军服登上城楼，向敌军表示守军还有很多，你们不怕就来打吧。他又招募了一些勇士，出城侦查敌情，并联络周边的州郡遥相呼应。面对让人抑郁的连日阴雨和因定川寨之败士气低迷的军民，滕宗谅大摆宴席犒赏士卒，在佛寺祭奠定川寨的宋军英灵，将宋军将士战败和牺牲的悲伤转化为对西夏人的复仇和请战情绪，这一系列举措有效提振了士气，安抚了人心。范仲淹也及时从环庆路带着数千蕃汉兵来援救，双方一起把李元昊部逼退，保住了城池。

经过数年的西北鏖战，宋夏两国军民都背负了沉重的负担，而西夏一方更是因李元昊的穷兵黩武，导致周边各政权都对他实行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让西夏的财政和民生濒临崩溃。无奈之下，李元昊只得向宋称臣，罢兵休战。滕宗谅在西北治军有方，立下不少战功，范仲淹向朝廷举荐他为天章阁待制，加环庆路都部署，接替范仲淹任庆州（今甘肃庆阳）知州。而范仲淹在庆历三年（1043）被宋仁宗诏入京城，担任参知政事，在54岁的年纪以宰相身份实行史称“庆历新政”的改革。富弼、韩琦等经略西北有功的大臣也进入皇帝的核心圈子，参与改革。而原来的权相吕夷简被罢相，以表明宋仁宗支持改革的态度。

为什么这个时候需要改革呢？主要因为朝廷财政压力过大。在我们的印象中，宋是中国古代最富裕的朝代之一，这话既对也不对。对的地方在于宋的确商贸繁荣、税收不少，市民生活丰富。不对的地方在于宋朝因灾荒、对外战争和“三冗”（冗员、冗兵、冗费）等问题，国家开支过大。北宋大兴科举、一职多官和恩荫制度的实行，募兵制招募超过百万的庞大兵额，让国家机构和人员臃肿庞杂。宋仁宗一朝，北方的军费开支和赈灾花费支出使得北宋财政开支二十倍于太祖、太宗时期，皇帝还得时不时从皇家内库中拿钱补贴财政，以免国库空虚。频繁的水旱蝗灾和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问题，让许多民众流离失所、民变四起，对国家税收能力也是极大的挑战。范仲淹在经略西北的过程中，更是看到了财政和军制改革的重要性。因此，一个完整的改革方略，在他的心中逐渐成型。

当年九月，范仲淹正式开始实行新政十条：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抑侥幸（限制官僚滥进），精贡举（严密科举取士），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均公田（均衡官员的公田收入），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减徭役（减轻民众负担），修武备（整顿军备和训练），重命令（严肃对待和发布朝廷命令），推恩信（保证朝廷的善政和信用）。这些措施归结起来就是六个面向：调整行政机构，严格用人制度与相关福利保障政策，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增强国防实力，严明朝廷法度以树立威信。

这样庞大的新政计划，其中有五条指向行政机构和人员改革，自然会损害当下既得利益者们的利益。不少正常任用的官员也因为要配合新政，不得不放弃职位，使得家庭生活窘迫。而范仲淹本着“一家哭不如一路哭”的原则，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坚持推进改革。新政实行不久，大批冗员被裁汰，行政效率显著提高，财政状况有所改善，欧阳修、富弼、余靖、蔡襄等一大批有才能的改革派臣子得以施展抱负。在与辽夏的博弈中，宋也逐渐取得主动权。新政所取得的成就，也开始让吴育、张方平等反对新政的臣子逐渐认同改革。

在这“众正盈朝”的局面下，乱子却从改革派成员当中引发了。保守派大臣们没法从政绩上攻击新党，就从“结党营私”上做文章，攻击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成员是“朋党”，有成为权臣的潜质，会危害君权和社稷。正在这时，改革派成员石介为歌颂新政成就，挥毫写下《庆历圣德颂》以赞扬庆历君子们的功绩，指责反对新政的夏竦是奸邪之辈。这不但彻底得罪了夏竦等保守派大臣，也给了旧党成员攻击改革派结党的口实。

然而，真正破坏局面的是年轻气盛的欧阳修。夏竦得知石介曾写信给富弼，让富弼效仿伊尹、周公辅佐仁宗，就教下人学习石介的笔迹，伪造一封石介劝富弼效仿伊尹、霍光行事的信件，从而把富弼污蔑成废立君主的权臣。夏竦还拉拢仁宗身边的宦官，让他在仁宗面前说范仲淹等人的坏话，称这些改革派广纳门生，朋比为奸，没多久就能把控朝堂内外，不得不防。仁宗虽然支持新政，但他本人并非雄才大略，性格甚至有点软弱，所以有点动摇，想要找范仲淹要一个解释，看他们是否真的在结党营私。

欧阳修为了和保守派斗争上头了：既然说我们结党，那咱们就聊聊什么是朋党。于是乎，著名的《朋党论》出炉，指出“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同利为朋”。欧阳修可能认为只要我们是君子，那就问心无愧。但是作为封建帝王的宋仁宗，最看重的是你是不是君子吗？非也，在于你是否势力大到会威胁我的地位和权威。二百年前唐代的牛李党争，里面君子也不少，结果却把朝堂搞得一团乱，君权也受到巨大损害。

欧阳修的做法无疑给保守派送来了绝妙助攻，他们更加以此为由在舆论上攻击改革派和新政。对宋仁宗而言，范仲淹及其所代表的相权已然制衡了皇权。

岳阳楼下的哭泣

当朝堂上的庆历君子身陷囹圄之时，滕宗谅也迎来了“谪守巴陵郡”的时刻。为什么滕宗谅会被贬谪呢？滕宗谅在西北抵御西夏人时摊上了一桩“公使钱案”。所谓公使钱，指的是朝廷批准地方政府用来招待路过本地的官员的经费，到了仁宗时期还被用来招待士大夫以表示国朝养士的体恤，甚至一些商人和游子也能钻空子得到公使钱的资助。在西北抵御西夏期间，滕宗谅等人都曾用公使钱资助往来边境的商贾和其他职业人士，利用他们来获取敌方情报，必要时还拿来激励士卒。

在一线为了战争顺利，公使钱使用范围超标也无可厚非，怎么就成了要紧的案子？这就要说到朝廷来的一个监察官郑戬，他在朝廷和地方为官时，都是铁面无私，严格监察手下和同僚是否有经济问题，甚至连宰相的面子也不给。这次他被派到滕宗谅治理的泾州，担任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成了滕宗谅的上司。在之前的水洛城案中，郑戬就是主角之一。现在，郑戬发现滕宗谅和张亢在使用公使钱时存在滥用的问题，顺藤摸瓜又查出种世衡和狄青也有贪污公使钱的嫌疑。

这四位都是镇守西北的得力干将，现在被郑戬搞得下不来台，中央御史台也开始介入此案。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滕宗谅有十六万缗的公使钱去向不明，其他三人也都被御史连番攻击。一旦四人被处理法办，那西北防线顿时就要捅一个大篓子，这是辛苦建立西北防线多年的范仲淹所不能接受的。于是，范仲淹站出来为四人辩护：西北边境公使钱的使用固然有不少不合规矩之处，但是一线局势瞬息万变，常常需要便宜行事，他本人和韩琦在西北时也有过破例使用公使钱鼓舞部下的情况，如果台谏官员认为应该清算他们的不法之举，那就连自己也一起弹劾罢黜了吧。

范仲淹保护滕宗谅等人的行为，于公是为国守才，维护西北国防，于私是顾念滕宗谅和自己多年的情谊，且滕宗谅在地方也积极配合庆历新政的举措，认同范仲淹的改革思路。范仲淹试图以自己的宰辅和改革领袖的威望，强行保住他们。没想到这位和自己脾性相似的老友在朝廷派出的监察官员抵达前，将公使钱的账目尽数烧毁。可能滕宗谅是出于保护同僚，将罪责揽在自己一人身上的想法，直接让自己罪加一等，连同张亢一同被逮捕问罪。

范仲淹不相信滕宗谅和张亢是贪腐之人，依然极力为二人辩护。这时的他从理性的角度考虑，应当主动向宋仁宗认错并表明情况，让仁宗来做决断，仁宗或许会体谅范仲淹和滕宗谅为西北之事劳苦功高，不予处罚或者减轻处罚了。但是，他想到了当年二人一同赴京赶考、一同坚守海岸、一同戍守边疆的时光，而张亢等人也是范仲淹在西北边境结下的患难之交，一幕幕的往事让他难以自矜，做出了较为感性的抉择。

影视剧中，范仲淹为滕宗谅求情。来源/电视剧《清平乐》截图

范仲淹的主张，不出意料地遭到御史台等司法监察机关的反对。御史们认为如果不对滕宗谅等人进行处罚，国家就失去了法令的威信，将来还怎么管理天下人？这样的争执让拿主意的宋仁宗头疼了，新政和边防一定要经营，但朝廷法度也不能弃之不顾，该怎么办呢？这时欧阳修及时送来助攻，指出狄青等武人本就文化程度低，不懂法度，在公使钱的使用上有错误难以避免，可以宽容，且不应该再扩大追查范围，但滕宗谅和张亢是进士文官出身，不会不了解制度，知法犯法肯定要处罚，这样就能做到两头兼顾了。

宋仁宗闻言受到启发，决定不处罚狄青等武将，而对滕宗谅和张亢予以象征性贬官，同时又颁布敕令，指出边疆官员和武将只要不把公使钱揣进自己腰包里，可以酌情使用。但御史中丞王拱辰作为言官领袖，以辞职为由逼迫仁宗加重对滕宗谅等人的判决。本就不是很有主见的仁宗再次妥协，将滕宗谅贬为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

此次公使钱案的四人里，张亢从一方统帅被贬成六品地方官，种世衡在第二年病逝，狄青没有受到处罚，日后还进入中枢。而滕宗谅被贬得最远。滕宗谅到这儿来不仅再难以在边疆建功立业，身上也背着一个污点，以后再想实现理想几乎不可能了。而在他被贬不久，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和仁宗的分歧越来越大，保守派逐渐取得上风，范仲淹、韩琦等改革派大员被尽数赶出中枢，历经一年多的庆历新政草草收场。

庆历新政的失败，彻底让范滕二人的理想破灭。范仲淹作为天下文官的楷模，当了地方官也还受到许多尊崇。而滕宗谅没有这样的威望和名声，只能把经营好岳州当成自己余生的事业，“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就是他治理的巨大成就。面对东汉时建立、却因五代战乱破败不堪的岳阳楼，滕宗谅想到了受公使钱案影响而名声受损、前途无望的自己，他决定重修一番岳阳楼，不仅让这一千古名楼再现大观，也洗刷一下自己的耻辱。

滕宗谅决定不动用州府财政，而是搞民间集资。滕宗谅发布公告，称州府可以帮助大家向老赖讨债，但这笔钱讨回来后要用于修筑岳阳楼，不能自己留着。被欠钱的百姓们心想反正靠自己的力量讨不回钱，还不如让衙门去讨，自己还能赚个名声，何乐而不为？在民众的支持下，老赖们把欠款交给官府，岳阳楼修葺工程顺利开工了。

不久之后，全新的岳阳楼落成，“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使得岳阳楼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胜地。新楼落成自然需要一个有分量的人物来写一篇文章，滕宗谅想到了自己的挚友范仲淹，这才有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描述，让读者对站在岳阳楼上观洞庭美景而心驰神往。但范仲淹是否真正到过洞庭湖边，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多数观点倾向于他并未亲身到过洞庭湖，而是靠着洞庭湖的画作和自己到过的其他湖泊的景色，“脑补”出了洞庭湖的盛景。

听闻岳阳楼落成的消息，滕宗谅并未为这个建筑杰作而高兴，而是悲从中来，凭栏哭泣。他哭的是自己的命运，年纪轻轻考中进士，每到一地为官都政绩卓著，为抵御西夏更是不知奋斗了多少个日夜，如今面对这不得已而为之的罪名，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清廉名声都毁了，怎么能不让人神伤？他更是哭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哭好友范仲淹和他的庆历新政，国家不能以新政振之，自己又什么都不能做，在那个“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时代，这是让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十分痛苦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用一生实践了这一千古名言。他的同道好友们，也都在以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和百姓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伟大品质，成为中华民族代代流传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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