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东汉的衰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陷入混乱，王命特许的使者不再是丝绸之路上的旅行主力，以信仰传播为使命的僧侣取而代之。西域与天竺的僧侣，早在东汉年间便已进入中原，而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汉地僧人，则是“猪八戒”的姓名原型——朱士行。这位僧人活跃于三国曹魏政权治下，在曹魏甘露五年（260）西行至于阗国（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抄经取经，最终派弟子携带经书返回中原，而自己则留在于阗国。

在朱士行之后，又有不少汉地僧人西行求法，却大多并未走到印度，而是止步于途中的河西走廊、于阗国、龟兹国（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高昌国（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因为此时的佛教中心已然转移到印度北部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的犍陀罗地区，西域诸国也是佛法兴盛之地，倒也不必非要去印度。以至于时人均认为于阗国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而开凿敦煌莫高窟的乐僔、法良便是在如此背景下止步敦煌开窟造像的。

第一位彻底走到古代印度境内并返回国内的高僧旅行家，是归国后写下《佛国记》的法显大师，他的海外足迹兼及陆上丝绸之路（去程）与海上丝绸之路（归程），国内足迹则见证了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南凉、北凉、西凉、东晋诸政权之兴衰。法显自后秦时期迎来鸠摩罗什的长安出发，路经诸凉与西秦混战的陇右与河西，进入西域，而后穿越瓦罕走廊，抵达今日的巴基斯坦，一路穿行在印度河上游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邦国之间，渡过孟加拉湾，来到时称狮子国的斯里兰卡，而渡海后经转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向广州驶去。奈何遇上海风，被一路吹到山东半岛的青州登岸，刚好进入因刘裕北伐而纳入东晋治下的南燕故地。

而后法显经由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来到长江流域的佛教中心、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建康城（今江苏省南京市）。他在建康一待就是5年，写就了《佛国记》，并与弟子翻译了诸多经书，而后到访并圆寂在荆州城。这位出生于平阳郡（今山西省临汾市）的僧人，就此在信念的支撑下，走遍佛教文化范围内的绝大多数地域，堪称中国第一僧侣旅行家。

法显登陆纪念雕塑，位于青岛崂山那罗延窟不远处华严寺山

法显之后，唯有初唐高僧玄奘可与之相匹敌。千百年后在中亚与新疆探险的探险家们便在一定程度上参考着《大唐西域记》里的记载，开创了西域考古的先声。

在玄奘之后一个多世纪，一位名叫杜环的军人，在跟随一代名将高仙芝征战怛逻斯城战败后，被阿拉伯人俘虏。或许是出身京兆杜氏的高贵，或许是阿拉伯贵族无意与大唐持续交恶，本是俘虏的杜环阴差阳错受到阿拉伯人的优待，由此开始了一次周游西亚、北非的旅行。

杜环的旅行从伊拉克南部名城库法开始，跟随阿拉伯使团先后周游了耶路撒冷、埃及、努比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并最终在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王国的马萨瓦港登船返回波斯湾，而后搭船回到广州。他的经历被写入《经行记》，收录到其族叔杜佑的《通典》中，由此被后人所知，杜环也由此成为有史记载的第一位到访过非洲的中国人。

非洲东北部是有史记载的中国古代旅行家抵达最远的地方，除了盛唐时期的杜环，另一个更为著名的抵达非洲的旅行家，仍旧是“使者旅行家”郑和。

郑和主持的七下西洋，自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至福建长乐太平港入泊等候季风，先后抵达西太平洋与印度洋北部、西部的三十多个南洋国家，其中就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今菲律宾）、真腊（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彭亨（今马来半岛）、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古里（今印度的卡里卡特）、阿丹（今也门亚丁）、天方（今沙特阿拉伯麦加一带）、左法尔（今阿曼一带）、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等地，最远到达东非与红海。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郑和到访南洋诸国之前，奉元朝使命下南洋出使真腊古国吴哥王朝的周达观，曾在吴哥王朝的盛世余晖下度过出使生活一年有余。他回国后写下《真腊风土记》，为我们认知吴哥窟的辉煌时代，提供了生动的资料。而且周达观的记述兼顾山川草木、城郭宫室、风俗信仰、工农贸易，堪称全面，是中国古代使者旅行家记述异域文明面面俱到的难得著作。从这个意义上看，周达观的记述，只是比郑和早了不到一个世纪，却要远比郑和下西洋，更具有“旅行家”气质。

士大夫：古代中国旅行的“主力军”

古代中国的自费旅行中，士大夫是真正意义的旅行主力军。

孔子是士大夫阶层初步成型期的代表性人物，商周时代没落贵族的血统与传授知识有教无类的新潮做派，同时出现在孔子身上。士大夫阶层在春秋战国时期脱胎于贵族阶层，也算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现象。

孔子周游列国，虽然从目的上，是为推行其创立的儒家学说，试图在关东诸国恢复周礼秩序，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却也开创了士大夫阶层自费旅行的先声。孔子所周游的列国，卫、曹、宋、齐、郑、晋、陈、蔡、楚，基本上都是位于黄淮海平原上的诸侯国，也是先秦时期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更是后世被称为中原的主要地域及其毗邻区。孔夫子的周游，虽然谈不上对于华夏地域的开拓，却也算是孔老夫子心目中的“文明区域”，这对于我们理解先秦时期的历史大有裨益。

《孔子圣迹图》之《子路问津》，描绘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在赴楚国途中遇河找不到渡口，子路和孔子问道于途，分别遭到隐士长沮和桀溺的奚落。孔子周游列国，开创了士大夫阶层自费旅行的先声

如果说，孔夫子的旅行仍旧具有一定的政治性，那么以《太史公书》（《史记》）名垂青史的太史公司马迁，无疑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第一位以自费旅行的形式、以开阔视野为目的、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家了。

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可能在汉文帝诏“入粟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刺激政策下，用四千石粟米换取了五大夫爵位（地位约等于每月六百石俸禄的中级官员，比如太史令、太乐令），从而跃升为有爵位的士大夫阶层。

与司马迁祖父司马喜同处文景时期的晁错就曾说过：“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过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汉代一亩等于今天的0.228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那么司马喜能够拿出来的四千石粟米就是汉制4000亩土地一年的收获，而这些只是司马喜“买爵”拿出来的一部分家资，绝非全部。由此可见，司马家族至少在司马迁之祖父司马喜时期就已经是殷实一方的地主家庭了，考虑到司马谈位居太史令的仕途还算顺利，祖业与俸禄必能为其带来丰厚的物质收入，而司马迁正是在如此丰厚的家庭条件下，方才能够在20多岁的年纪便壮游天下。

位于陕西韩城的司马迁祠，其建筑群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司马迁无疑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第一位以自费旅行的形式、以开阔视野为目的、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