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殷实的家底也为司马迁的壮游，提供了丰厚的知识储备，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便能阅读诵习古文，后又学习了《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要知道，在宋代印刷术普及、纸张成本下降之前，能够读得起竹简制作书册的，都是非富即贵的仕宦家庭。而在秦始皇与汉武帝之间的时期，焚书坑儒导致很多经典，哪怕是竹简，都未必能够搜罗得到。司马谈很可能是动用了身为太史令的职务便利，以及其与关中权贵的交际网络，方才能够为司马迁提供如此高水准的教育资源。

司马迁的壮游路线大概是这样的：从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出发东南行，走蓝田，出武关至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南下襄樊（今湖北省襄阳市）、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渡过长江，沿沅水直至武陵郡（今湖南湘西地区），然后折向东南到九嶷山（今湖南省南部南岭北麓），而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大禹疏通的九江，辗转到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上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探禹穴；北返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曲阜，考察齐鲁文化，观孔子遗风，经过孟尝君的薛城（今山东省枣庄市）、西楚霸王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汉太祖刘邦君臣的沛（今江苏省沛县）、丰（今江苏省丰县）、砀（今河南省永城市芒山镇）、睢阳（河南省商丘市）、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回到长安。

司马迁二十岁壮游的路线，大体就是尧舜禹、屈原、孔子、秦始皇、楚霸王、汉高祖等远古圣王、风云人物的活跃地域，也正是汉武帝开边之前华夏文化的基本地域范围。在这条路线中，我们既能看到年轻的司马迁是如何追慕他年少时在书中读到的楷模，也能看到一张历经秦始皇与汉初君臣整合之后的华夏文化版图。岭南、八闽与河西此时尚且处于汉朝势力之外，巴蜀地区交通尚不便，北边诸郡也是匈奴袭扰的前线，所以司马迁的足迹此时并未涉足。不过，我们从孔子周游列国到司马迁壮游天下，二者范围的变化，其实也能看出华夏文化波及地域的整合与扩大。

司马迁在壮游之后的仕宦生涯中，也先后跟随汉武帝的巡行周游了关中附近的坛祀，见证过汉武帝的封禅泰山，更是作为使者，出使过当时被称为西南夷的大西南，成为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第四位出使西南的使者。从汉武帝身边，到被巴、蜀以南的新设五郡，司马迁势必要路过汉中或巴东进入巴蜀之地，进而向巴蜀盆地西南山地进发完成其出使任务。由此观之，司马迁的自费壮游与公费差旅，几乎走过西汉王朝除辽东、河西、岭南以外的全部疆域，也为其《史记》著作提供了丰厚的旅行观感背书。

自司马迁之后，士大夫阶层的壮游、差旅也随着大一统帝国时代的到来而渐趋频繁，唐代诗人李白、宋代词人苏轼便是在唐与宋两大古典中国的高峰之世，于壮游或贬谪途中，用诗词点染江山的代表性人物。不论是处于“人生得意须尽欢”的高光时刻，还是处于“鹤骨霜髯心已灰”的低谷暮年，诗词赋予行程以诗意，让人生逆旅，化作诗意行走。以至于千百年后的后人，得以无数次通过他们的诗篇，依稀看到那令诗人妙笔生花的旅途一瞬。

在李白的诗篇中，我们能看到“霜威出塞早，云色渡河秋”晋阳城外的太原早秋，能看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盛夏时节的庐山飞瀑，能看到“云霞明灭或可睹”的梦中仙山天姥山，能看到“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滔滔大河，也能看到“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的秦岭终南山。诗篇谱写着江山，让后世旅行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吟咏，诗意就此伴随着典故，荡漾开来。

苏东坡人生旅程的最后一段，贬谪惠州、儋州期间的岭南行程，比起之前的经历，其实最像是旅行。一生起落，早已磨砺成熟了一代文豪的心志，那个在密州“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中年太守，那个在黄州悟透“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的团练副使，那个在文赤壁与沙湖道中分别吟咏着“千古风流人物”、感慨“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贬谪士人，自梅关初入岭南时仍旧喟叹“自古南来几人回”的“鹤骨霜髯”的老人，终究还是趁着前往贬谪之处的途中，游山玩水，一路把一池池湖水化作了一汪汪“西湖”，南华寺神会六祖，罗浮山中遇真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的岭南旅行，自梅关起，顺浈水而下，至韶州而南，越英州、罗浮而入惠州，居惠州三四年，埋葬了英年早逝的红颜知己王朝云，再度西行被贬赴海南，途中在广州扶胥港（今黄埔）南海神庙旁题诗“浴日亭”留下“扶胥浴日”作为宋元时期的广州八景，顺西江而上，路过六祖惠能大师出生、顿悟、植梅、圆寂的光孝寺、梅庵、国恩寺，至梧州而直趋雷州，而后渡海抵达“岛边天外”“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是仍旧心怀社稷的心，“乘桴且恁浮于海”则是放达天外的豁达胸怀。

如果说人生亦是旅行，那么苏轼因岭南贬谪附送的旅行，更像是其一生通往更大格局的一次试炼。从惠州到儋州，岭表天外的际遇，尽化作诗词章句间的牵绊与豁达。回顾苏轼一生，我们会发现那些旅途中的诗篇，往往最为经典，足以照见天地心。

从圣王到帝王，从使者到僧侣，再到文人士大夫，中国古代旅行家群体，最终在明代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市民文化大兴的浪潮下，孕育出同样出身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徐霞客，集历代旅行家优点之大成。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下的旅行家，出现在晚明时代的徐霞客，也是文人画、山水诗以及回荡在天地间的文人英雄梦历经千年文化传统积淀之所致，理应被放置在一个渐次成型的旅行家群体队列中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