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士子作答的“墨卷”和官方誊录的“朱卷”两者之间除了笔体相异外，在内容上应该别无二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考官因字辨人，以保证取士的公平。事后查证，帮助平龄订正错误是同考官邹石麟的个人行为，虽然不是蓄意作弊，但这种出于本能的“举手之劳”还是给他惹来了麻烦，邹石麟的政治生命也因此终结。而平龄在受审的过程中支吾不清，经吏部奏议，受到了“罚停会试三科”的处分，不久便因病死在狱中。

按说随着本案两位当事人的贬斥和死亡，对社会舆论有一个回应或交代，事情似乎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咸丰皇帝此时采纳权臣肃顺的建议，下令对200多份中举者的试卷进行“磨勘”，发现其中有问题的竟然多达50本。咸丰皇帝震惊之余，一面将负责此次顺天府乡试的主、副考官革职解任，一面派大臣彻查严办。由“平龄中举”牵扯出的“戊午科场案”就此浮出水面。

此事还要从一个名叫罗鸿绎的考生谈起，罗鸿绎是广东肇庆人，为了能使自己金榜题名，自感才疏学浅、技不如人的他不惜铤而走险。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时任兵部侍郎的李鹤龄是罗鸿绎的同乡，自然成为罗鸿绎第一个要找的人。李鹤龄在了解来意后，考虑到自己很有可能担任这次考试的同考官，便一口应承下来，并承诺帮忙分配考场、代为“订正关节字眼”等事，罗鸿绎则以500两白银作为酬谢。事后，虽然李鹤龄并未如愿成为考官，但经过一番巧妙运作之后，罗鸿绎还是取得了第二百三十八名举人的身份。

原来，皇上钦定的同考官是翰林院编修浦安，他是李鹤龄的同年，二人同朝为官，少不了相互照应。浦安按照李鹤龄提供的线索找出罗鸿绎的卷子，之后将它列入“中皿”备选。可是，一份“讹字至三百余”的试卷又怎能逃过主考官、当朝一品大学士柏葰的眼睛？浦安觉得，此事还需要柏葰的家丁靳祥帮助，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将其拉拢过来。靳祥果然“不辱使命”，他向柏葰诚恳地转述了浦安的请求，并最终动摇了柏葰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