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对柏葰的罪责给予合理的界定。客观来看，柏葰并没有收受贿赂的情节，录取罗鸿绎为举人并非是为了图财，而是看在同僚（指浦安）的面子上做了个顺水人情。其实，柏葰在看到罗鸿绎试卷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将它打入另册。至于家丁靳祥，本来是他派去向浦安解释这件事的。没想到却成为了对方的说客。正是在同僚的坚持和家丁的力劝之下，柏葰才最终改变了主意。究其根源，则是没有守住法律和制度的底线，反而屈就于世俗人情，同时也辜负了皇帝的信任。

除此之外，柏葰还负有失察的责任，否则又怎会出现如此之多有问题的试卷？这一结果只能说明“暗箱操作”的人不在少数，层层的利益交换也不乏其中。科举考试作为朝廷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本该是一方净土，此时竟成了藏污纳垢之所！身为主考官的柏葰固然难辞其咎。

然而，柏葰官拜文渊阁大学士，是名副其实的一品大员，深受先帝（道光帝）和当朝皇帝的赏识。与饱食终日、靠着祖先做官的八旗子弟不同，柏葰的真才实学是有目共睹的。他是蒙古族人中少有的进士出身，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使他自小养成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柏葰为官32年，不仅工作能力出色，而且一身正气，廉洁奉公。面对冗杂的弊政和官员的不法行为，他常常能做到明察秋毫，并以“直言敢谏”著称，因此在士林和朝堂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对于柏葰的秉性与为人，《清史稿·柏葰传》给出了“素持正”的评价，这都是咸丰帝在对其量刑时不得不加以考虑的。

仅就柏葰的特殊身份而言，他确实符合法外施恩的条件。《大清律例·八议》中明确规定，“亲、故、功、贤、能、勤、贵、宾”等八种人犯罪必须由皇帝亲自裁决，视具体情况减轻或免于处罚。在“戊午科场案”中，柏葰的罪过主要在于失察，且并非主犯，根据“情罪相当”的原则罪不至死，应该予以撤职或流放。再者，从内心深处来讲，咸丰皇帝是不愿意处死柏葰的，多年的君臣之情使他对这位勤勉慎行、白发苍苍的老臣难以下手。清朝历史上也没有一品大员死于科场案的先例。更何况科场舞弊古已有之，不像政治斗争那样你死我活，又何必非要赶尽杀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