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榜结果公布后，新科举子罗鸿绎以“门生”的身份拜谒老师，他分别“孝敬”了浦安、柏葰“贽敬银”10两和16两。这虽然算不上违制，不过罗鸿绎之前答应的500两白银被李鹤龄、浦安二人瓜分，确属行贿受贿无疑。

从上述“平龄中举”和罗鸿绎一案中，我们可以想见彼时清朝科场腐败的程度。其实自从道光中叶以来，科场舞弊贿赂之风便盛行一时且愈演愈烈。士子们为求“进步”不惜一掷千金，官员们也大多因循懈怠，见利忘义。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士子们向考官行贿之事已经屡见不鲜，数额也越来越大。人们纷纷以投机取巧为能事，科举考试俨然沦为一个权钱交易的平台。

咸丰皇帝作为一国之君，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然而，绵延中国两千年的官僚政治告诉我们，皇帝一人是不可能尽知天下事的，自幼长在深宫、锦衣玉食的咸丰帝也不例外。试想，如果没有御史孟传金的上奏弹劾，“戏子中举”一类的轶事丑闻很可能被就地掩盖，又如何能够上达天听？“戊午科场案”发生时，咸丰皇帝已在位8年，吏治的腐败和王朝的没落想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心里难道不曾想过，放手去查很可能导致局面失控，官场的陋规和人性的邪恶一旦见诸天日，自己的面目该往何处安放？大案一出，必将有数不清的官员士子牵扯进来，到那时又该如何收场，自己有勇气和能力化解这场风波吗？但是，咸丰皇帝没有因为这些顾虑和担忧而逡巡不前，而是选择了直面问题。

二、重典治国，承受丧臣之痛

清朝《钦定科场条例》明确规定，凡是在科举考试中行贿作弊，一经查实，涉案的考官和士子便会被即刻处斩。在“戊午科场案”中，罗鸿绎、李鹤龄和浦安等人行贿受贿属实，免不了要做刀下之鬼，而真正让咸丰帝为难的是对主考官柏葰的处置。那么面对这位曾有功于社稷的股肱之臣，咸丰皇帝究竟有何难言之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