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咸丰皇帝的苦衷了。此时摆在咸丰皇帝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将柏葰明正典刑，以儆效尤；二是对柏葰网开一面，保全性命。咸丰皇帝心里明白，二者的背后是法理与人情的较量，即法大于天还是情大于法。一旦处死柏葰，满朝文武必会受到强烈的震撼，自己能否承受住这莫名的丧臣之痛呢？而如果不牺牲柏葰，则会坐视法将不法，科场和官场的风气也会每况愈下，到那时自己又该如何施政治国？

咸丰九年（1859）二月十三日，柏葰终于迎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清朝开国以来死于科场案的最高官员。“戊午科场案”历时四月有余，惩处官员、士子及相关人等共计91人。除柏葰等5名要犯正法外，其余人等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流放、革职、降级、罚俸等处分，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贡院四周有瞭望楼，供监视考生之用。图为北京贡院瞭望楼

作为“清朝科场第一案”的总裁判，咸丰皇帝表现出了严刑峻法的决心和铁腕治国的手段。古语云“刑乱国，用重典”，这一常见于王朝交替之际的治国方略在晚清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咸丰皇帝为此承受了不小的心理压力。抛开维护统治的动机不说，这种大义凛然的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

三、以案入法，力图重整河山

咸丰皇帝名为爱新觉罗·奕詝，是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尽管排行第四，却是实际上的“嫡长子”。由于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昧于世界大势，加之几千年专制的固化，清政府这台国家机器到了咸丰朝，早已是弊窦丛生、积重难返。此时的咸丰皇帝面临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不仅受到西方列强的挑衅和攻击，而且对腐败的吏治和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也往往焦头烂额。更令清廷感到忧惧的是，一场席卷清朝半壁江山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正在上演。可以说，咸丰皇帝接手的是一个真正的“烂摊子”，其有如一副千斤重担，无时无刻不在考验和磨炼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