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19世纪末,通过对戏曲的选择和支持,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成功控制了商业戏园内的道德价值观。当然,朝廷对戏曲市场的吸收同化并不十分彻底。那些文本与舞台、表演与观众授受之间不可避免的沟壑,意味着对戏曲表演本质的理解总是存有不合之处。19世纪末的观众依然热情光顾戏园,纵情于台上呈现的虚拟世界。戏园内许多人际互动并未减弱,风月场及相关的优僮市场直到20世纪初才被取缔。这些现象成为现代改良派攻击的对象,并随着女性可以登台演戏并入园看戏而改变。尽管如此,与1770~1860年的商业戏园相比,北京戏园在内容和意识形态上越来越受到国家的干预和影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大可能成为表达非正统的愿望、欲望和幻想的场所。戏园因此也不再是北京表达公共话语的主要渠道。
毋庸置疑,19世纪中后期的这一转折点非常重要,它标志北京戏曲具有诸多潜在作用与可能性的时代已经终结。与这一时段相比,18、19世纪早期北京的公共话语更有活力、更具多样性。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城市文化的巨大差异也须加以强调,因为我们对清代中国的理解大部分被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文化,尤其是各种新儒学道德观念所带来的有限融合所形塑。本书关于北京戏曲表演的分析,有助于打破目前仍然流行的“中国传统”完全统融的刻板印象。我们通常看到的只是新儒家思想对社会观念和行为所产生的约束。没人可以否认精英的道德告诫和朝廷的谆谆教诲对这一“文化工程”和社会实践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大多数人根本没法抵抗这种压力。但是受过儒家经典熏陶的文人陶醉于清代北京戏园所营造的种种遐想的例子表明,我们曾经认为是有关道德虔信实践的真实记录,其实很大部分只是事先绘制的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