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朝廷驯化的城市戏坛
关于北京戏曲的研究也展现了一段北京戏园最终在清末为朝廷吸收拉拢的故事。在考察时段之始，即乾隆后半期，尽管始终受到朝廷监控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夹击，商业戏园仍保有些许独立于朝廷的自治。到1900年，通过对商业戏园的拥护支持，清廷已经极大程度地成功驯化了城市戏坛煽动性的因素。戏曲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内外交困的朝廷表达其文化权威的最后堡垒。在19世纪中期，离北京愈远，便愈需要由当地官员执行朝廷的禁令。到清末，朝廷与大众品味已是如此一致，以至于各地法令的执行与否已不重要，或朝廷的权威已日益弱小。
这种同化最显著地体现在朝廷对一度低俗的皮黄有目的的支持。19世纪末“嫂子我”戏的宫廷演出本和城市演出本几乎没有区别，这表明剧目和伶人在朝廷和商业戏园间的流通已成常态。有关戏曲演出场所和剧种的法令规范日益减少，也反映出清廷对戏曲市场更少的敌意和更多的参与。新建立的对娱乐性的暴力和男性气概的审美进一步反映了这种变化。花谱也记录了同样的变迁。正是在1850~1875年，戏曲鉴赏家开始撰写擅演老生的伶人生平。
于是，我们可以标出19世纪中叶围绕戏曲发生的一系列的急剧变化：朝廷与城市商业戏园的关系密切了、精英所偏好的戏曲剧种改换了、对舞台上演出的社会性别和阶级越界的同情移位了，等等。皮黄“嫂子我”戏的抄本表明，围绕着女性的性欲、情爱和在商业昆剧演出中突出表现的能动性的叙述被由皮黄主演的以男性为主的私刑复仇暴力故事所取代。这也体现了阶级审美的变化。皮黄戏原为低俗剧种。由朝廷带领，商业戏园包括精英在内的广泛观众又跟进支持，皮黄故事广为传播，其品味也获得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所带来的灾难性危机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