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大学，傅雷徜徉在艺术的世界里，他曾详细考察卢浮宫的展品并记录下来，在1934年完成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一书。这本书直到1987年才出版，是傅雷生平唯一的学术论著。也许正是有了这段经历，傅雷后来才有底气指出鲁迅翻译工作的不足：“从前鲁迅译日本人某氏的《美术史潮》，鲁迅本人从没见过一件西洋美术原作而译，比纸上谈兵更要不得。”留学经历令傅雷对艺术产生了很多洞见，比如对于国内文艺界乱谈主义的风气做了澄清，指出西方所谓的古典主义不是古板，而是重视感官，希腊神庙褪了色只剩下庄严，而当年可是涂满了油彩的生机勃勃的建筑；对于音乐，他推崇贝多芬和莫扎特，取前者生命的庄严和力量，取后者生活的乐天；对于美术，他推崇在印象派基础上别开生面的塞尚，这些都表现出傅雷强烈的审美个性和主见。
1930 年，刘海粟（左）、傅雷（右）和张韵士（中）在法国巴黎合影
在傅雷的文艺评论经历中，与张爱玲的交集是比较有趣的一段。1944年，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是最早评价张爱玲的论文之一。在文中傅雷盛赞张爱玲1943年发表的《金锁记》，对于这篇讲述多年媳妇熬成婆乃至心理扭曲的故事，傅雷报以最大的赞美，称“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中里有了不用说最幸运的成就”。接着，他继续在同一篇文章中批评张的另一名作《倾城之恋》有六朝遗风，外表珠光宝气内里空洞，对《连环套》则评价更低。张爱玲对于赞美似乎并未领情，而对于批评则针锋相对提出反驳，称傅雷“太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忽略安稳的一面”，太注重人生的斗争，而没有认识到正是《倾城之恋》里“乏味”的人物为生活中飞扬的部分打下底子。有意思的是，晚年张爱玲回顾自己的作品时，反而有着比傅雷还激烈的否定，称《连环套》“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
傅雷就是这样性情耿直而坦诚，在艺术的世界里，赞扬与批评不取决于对象是否是鲁迅或者张爱玲。被划为右派后，傅雷在上海家中的院子里培植了50多种月季花，就像他芬芳多彩的艺术园地一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傅雷，为自己创造了丰富独特的艺术空间，正如他的墓碑上所写：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