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艺中国——桃花坞与杨柳青年画展”目前正在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举行。此次展览将清代及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传统形式的桃花坞与杨柳青年画在年画图像、主题、母题方面进行图像志分类,以民间信仰和禁忌、岁时节庆和礼仪风俗、戏剧年画和仁孝教益为图像志寓意分为四个板块(即桃花坞与杨柳青年画、年画雕版、年画文献板块)。展览作品均为中国民间美术理论家王树村先生旧藏,少量为民艺博物馆馆藏作品和苏州桃花坞年画研究所藏品。
展览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博物馆群副馆长吴光荣教授认为:“通过此次展览,从中认知与理解百余年来中国年画的发展与变革。”
展览现场
中国年画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的一部分,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博物馆群馆长杭间教授,也是此次展览的总策划人,一直致力于中国的设计艺术教育对中国工艺史的认知和思考。在其著作《设计道•中国设计的基本问题》写道:“今天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格局是由田自秉、王家树这一代人奠定下来的,……多年来中国的设计艺术教育对工艺史本身以及它对以后创作的作业的认识和思考是比较模糊的,在设计艺术史论界也很少正视这个问题在整个中国设计艺术教育中的格局和地位。主流的工艺史研究学者则更多地是以考古学结合美术欣赏的方式开展研究的,这于物质文化史和美术史当然是需要的,不过对于更多面向当代的学习设计的人来说显得没有针对性,因为它所选择的内容没有理清设计所需要的工艺史的范畴,说清工艺史的作用。这种状况表面可能只是教学方法上的问题,但实际上源于对某些基本概念的模糊和缺乏梳理。思考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以现代设计的观点来关照中国古代的造物或许可以带来思考问题的新维度。
此次展览是中国美术学院民艺博物馆民艺中国一系列展之一,延续杭间教授《手艺的思想》提倡的“民艺已不仅仅是乡土的民艺,而是大家的共同的民艺,如何认识民艺就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
《福寿双全》清代版,套印年代:五十年代,桃花坞,纵30厘米,横50厘米
年画图像发展符号
中国年画作为公共图像象征的符号,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敬天,驱邪纳祥、祈福禳灾的形式。因地制宜的年画母题传达象征图像的艺术表现形式,建立自己的地域文明标准。年画体现了乡土中国礼仪和秩序、视觉审美和亲情,以中国最早发明的雕版印刷技术相结合,在雕版上刻画民众受欢迎的年画图像。桃符就是早期年画的表现形式。两块桃板上绘制虎或者“神荼”和“郁垒”门神,贴在门的左右两侧。应劭《风俗通义•祀典》“画虎于门”,《山海经》“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以御凶。”是驱赶恐惧的化身。随着时间的传承变异,年画作坊行业刻绘和经营随着民众的需求而改变,桃符绘制逐渐演变秦琼(叔宝)与尉迟恭(敬德)。
此次展览中有清代版套印手绘,杨柳青齐健隆绘制《破孟州》图中秦琼、尉迟恭已发展为戏曲扮相,二将不仅披靠甲,插背旗,尉迟脸上勾以“红净”脸谱,背景绘以垂柳方亭,湖外秋山。年画主题和年画母题的融合不断变化,从桃符的张贴到厅房的各处的装饰,年画图像出现了程式化的题材。德国著名学者雷德侯先生在《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中提及:“无论单个和成组的人物,与其他母题一样,都借助机械的手段亦通过“粉本”而转印在作画的绢素上,即粉本,分工合作,粉本打样,画师使用画笔晕染,其他画匠填补色彩,这样的分工合作在雕版印刷中历史悠久。”杨柳青年画和桃花坞年画的粉本不同、戏剧风格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戏剧年画,也塑造了戏剧的造型与区域年画的不同趣味审美。桃花坞戏剧年画构图中,讲究勾勒剧场舞台场景,舞台台柱、栏杆、演出文字和场面气氛的营造。杨柳青年画在制作上模拟国画着色晕染,绘出剧中人物的当场情态和表情姿态,兼带写生速写底稿。王树村先生在《杨柳青年画研究》谈到画师在构图起稿时,主要依据就是“真、假、虚、实、宾、主、聚、散”八字。“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情节是民众喜闻乐见的题材。如二顾茅庐、牡丹亭等。
戏剧年画原典图像相互流传并延续在美好的愿望、丰富多彩的生活中,通过木版年画的形式呈现在年庆的日常生活中。
《精忠传》清代版,套印手绘,杨柳青齐健隆,纵34厘米,横59厘米
清代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作为中日两国民族艺术的代表,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由于社会功能、艺术传统方面的差异,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并反映出不同的心理诉求和民族性格。
路边摊像一个“桃花源”,并不是人人都能遇见, “有缘人”在这里吃下一道好吃的料理,需要交付自己的一段心事。而发生在这里的故事,是老板娘会用她的超能力,入梦帮当事人解开心结。
”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国风·周南·桃夭》中的这一名句以春天的桃花起兴,祈求赐福。 正值桃花盛开时节,我们就来关注下两岸故宫所藏以“桃花”为主题的古画古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