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文学研究会的同人杂志《小说月报》的前身，是以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为中心的休闲文艺杂志。而后来被文学研究会改组的《小说月报》是以反封建、反旧文学这一主题为出发点的，所以，注重小说娱乐休闲性的鸳鸯蝴蝶派自然就成了他们最初的批判目标。他们坚信文学必须是“为了人生”的。这种“为了人生”的艺术理念，和以休闲为目的的鸳鸯蝴蝶派的文学观是截然相反的，所以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被当作封建的、反动的、低俗的文学，受到了来自文学研究会以及新文坛作家们的猛烈批判。这种针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是彻底的、不妥协的，所以后来连鸳鸯蝴蝶派的核心人物周瘦鹤、张恨水都坚决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这一“事实”。
新文学运动以后，鸳鸯蝴蝶派的读者就仅限于家庭主妇和小市民了，所以新文坛没有必要再将他们作为大敌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北京和上海的文学者之间发生的所谓“京派”和“海派”的争论，成为重建新文学阵营的契机。那时，张资平作为海派的领军人物遭到批判，又以通俗小说家和商业文人的名头遭到新文坛的驱逐。指名张资平为通俗作家，首先开炮要将他驱逐出文坛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大本营——创造社。后期创造社成员冯乃超面对京派和海派的争论，指出张资平的小说充斥着小资产阶级腐败的性生活的描写，所以，他的立场已经转移到了革命的对立面。点燃京派和海派争论之火的沈从文也指出，张资平的小说不仅在内容上雷同，匮乏精神力量和思想，连感人的文字力量和美感也不足焉。他还就张资平的人气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是因为在上海的缘故，许多人皆养成一种读小报的习惯的……把那东西放在身边时，是明知道除了说闲话的材料以外将毫无所得的。但我们从不排斥这样小报。张资平小说，其所以使一些人发生欢喜，放到枕下，赠给爱人，也多数是那样原因。”这是他对张资平的人气现象和媒体关系的精辟和犀利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