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沈从文不是从政治思想的层面上对张资平的文学进行批判的，但是他的眼光投向张资平文学的通俗性，他的批判和冯乃超一样严厉且中肯。沈从文认为，通俗小说的盛行是宣传工具和媒体成熟带来的现象，受大众欢迎的未必一定是艺术上有价值的，张资平的人气不会持续太久。随着无产阶级文学的开展，年轻人不再对甜蜜的小资产阶级的恋爱小说充满了幻想，他们的视线逐渐转向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开始关注劳苦大众的日常生活了。然而张资平对这样的时代要求显得有些迟钝。很快文坛对他进行了彻底驱逐，就是所谓的“连载中止事件”。
“连载中止事件”
1932年秋，《申报》副刊《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向张资平约稿，用于小说的连载。同年12月1日，《时代与爱的歧路》开始连载。小说以上海为据点，内容以描写中产阶级男女复杂的恋爱关系，或者三角关系、禁忌的恋爱故事为主，但又夹杂着与文坛相关的内容，特别是流露出对左翼文坛的不满，所以遭到读者和文学家们的批判。第二年4月22日，编辑部发出尊重读者意见的声明，决定中止《时代与爱的歧路》的连载。之后，张资平便对《申报·自由谈》耿耿于怀，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连载中止事件”是鲁迅在背后策划的阴谋。后来，“连载中止事件”的影响不断扩大，不仅牵涉作家，一般的读者也被牵涉其中。当然，最终的结局是缺乏时代精神的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在那次骚动之后失去了大多数读者。后来他虽然没有再提及那次骚动，但是在谈话之中时常会流露出对左翼文坛的敌对情绪。对这个事件，温梓川在《文人的另一面》中这样回忆当时学生们进行争论的情景：
一开始，一位客家（张资平也是客家人）学生对申报“自由谈”中止连载张资平的小说表示了愤怒。他这样为张资平辩护：“不看张资平小说的，简直是道学家！”但是，其他的学生们却不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