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内阁”辞职后，政治会议变成“约法会议”，其目的是要改变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时，为约束袁而确定的《临时约法》。
“约法”无疑是对袁的一道“紧箍咒”，袁必须尽早去除。约法会议产生的《新约法》赋予总统极大权力，而取消了责任内阁和议会，由立法院为立法机构，在立法院成立之前，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责。1914年5月，袁世凯下令设立参政院，以黎元洪为院长，参政委员七十人皆由袁委派，其中就有杨度、梁启超、严复、蔡锷等，杨、梁和严还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此时，梁启超对袁世凯导演的这套政治已感失望和厌倦，但尚未和袁决裂。一方面，他仍对袁世凯抱有希望，感觉他还是中国政坛上无可替代的人；另一方面，袁世凯也深知梁启超的影响力，要想做皇帝，这是绝不可得罪的人，所以也处处给梁留足面子。
与此同时，杨度和蔡锷、梁启超一直保持着相当和谐的关系，毕竟大家从日本开始就共同推进的宪政，如今清政府倒台后，在袁世凯总统领导下比以前希望更大了。
这种情势，在1915年发生了逆转。
杨度赶写《君宪救国论》
1914年8月，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出兵山东青岛，取代德国，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政府签订屈辱的条约后，取得日本的支持，加紧了帝制的运作。要变更国体，必须舆论先行，袁世凯深知，领导舆论者非梁启超莫属。
1915年初，由袁克定出面，与杨度在北京小汤山宴请梁启超。当时，梁已退出政府，受聘清华学堂演讲写书。梁接到袁克定邀请赴宴，颇感意外，到达饭店后，他发现，仅这两位熟人在等他。袁克定解释：“没有外人，为的是可以随便谈一谈，不受任何约束。”谈来谈去，梁听出味道：袁不断地批评目前的共和国体不合乎中国国情，希望梁能够附和赞同变更国体之意。这本来就不符合梁启超的一贯主张，所以他力陈推翻共和变成帝制的危害。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