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言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
当时梁启超对袁世凯还存有希望，曾手抄了一份送交大总统一阅，想进一步劝阻袁世凯走向危险之路。袁见到此文后大惊，决心阻止梁发表此文，先派人带了二十万元给梁，说十万是作为给梁父亲祝寿的贺金，十万是供他出国考察的旅费，但文章就不要发表了。梁对此婉言拒绝。
袁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派人威胁梁说：你已亡命日本十几年，受苦还不够多吗，何必还要自苦呢。这步棋实在是大大的败笔，他不明白梁启超是多年流亡的国士，岂会因压力屈服就范。这事进一步得罪了梁，使他对袁彻底失望，看清了袁的真实面目。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杨度想拉一些名流组建“筹安会”，第一大要务就是引导舆论，这方面当然首推梁启超。
他上次宴请梁被拒后并不死心，仍千方百计请梁加入，做发起人之一。当初，袁世凯授意进步党人徐佛苏、于世铎等组织学术团体，就是要他们促使梁启超出马。请梁吃饭已碰钉子，杨度只得请与梁关系密切的汤觉顿、蹇念益去天津动员梁。
两人到天津见梁之后，还未谈清来意，梁启超就拿出《异哉》一文请他们过目。两人看了也很吃惊，希望梁别把话说绝，将来进步党恐怕没有回旋余地。
梁启超当即写了一封信给杨度，称：“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打发两人带上亲笔信回复杨度。
梁启超的这封信表示：与杨度从政治上划清界限，但仍保持私交不变。杨度得到此信后，又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也是梁最信任的弟子蔡锷，请他出面前往天津劝说梁，想替袁世凯打个圆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