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梁又约好同样不赞成帝制的冯国璋一同进京，面见袁世凯数次，力陈国体之不宜变动。在他们面前，袁世凯一再表示绝无称帝之意。冯国璋也感到袁的态度十分诚恳，他登报称：“此议可以休矣！”
如果说杨度的《君宪救国论》还只限于“内部发行”，那么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启程回美国之前写的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呈献给袁大总统，袁命翻译出来并在《亚细亚报》上发表，那就使帝制运动向全国公开推行了。
梁启超对袁“彻底失望”
这时，进步党人徐佛苏、于世铎等上书袁世凯，请其明令废弃共和，改行帝制。袁则令夏寿田转告杨度，授意他们网罗一批“名流”，组成一个学术团体来制造舆论，试探全国各界的反应。袁感到，此等大事不宜操之过急，需要慢慢来才能有回旋余地，如果杨度出面，那么世人马上就看出是袁的本意。杨度一直抱有成为“帝王师”的美梦，觉得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自己不出面岂不遗憾，所以等不及袁世凯的同意，就出来操办组织筹安会了。
所谓筹安会，其实就是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宣称其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实则是伪造民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1915年8月14日，所谓的“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发表联合通电，宣告筹安会成立。
梁启超再也无法坐住，于一个星期后写成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成为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号角。正如蔡锷所说：“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
从此，舆论就由袁派导演的帝制论逐步转向了反对帝制保护共和的浪潮。梁启超后来这样谈及当时的写作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