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我随父母搬进大雅宝胡同甲2号，我们住的是后院南屋，面积不大，但被分隔成了四小间。最东边是一个有水池子的门道；紧挨着的是父亲只有十平米左右的画室；再相连的是个小小的客厅；最西边是卧室，也是十来平米，我们一家人都住在这里。卧室东墙正中挂着一幅白石老人送给父母的《秋荷鸳鸯》；客厅的东墙挂的是林风眠先生加入了大量花青的泼墨，这幅作品的酣畅浓郁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侧面是白石老人的《樱桃图》，盘子是墨绿色的，樱桃则是深紫红的，我至今记忆犹新，每次想起我都会惊叹东方水墨的神韵；还有一幅关良的戏剧人物，画的好像是“野猪林”。客厅进门右手边放着一个小小的木头“冰箱”，这上面常常挂着父亲喜欢的西方艺术大师的复制品，记得有伦勃朗的《戴金盔的人》、戈雅的《穿黑衣的贵妇》、梵·高的《向日葵》、惠斯勒的《坐着的老妇人肖像》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父亲对文化的开放态度和审美爱好。
父亲选择来北京，是因为与悲鸿先生的缘，同时也是想拜白石老人和黄宾虹先生为师。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二位老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继承者与开拓者。父亲到北京后，很快经徐悲鸿先生介绍，带着自己的作品，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拜见齐白石先生。他后来讲，自己紧张地说明来意，白石老人依旧坐在椅子上没有什么表情，于是父亲一张张打开自己的作品，当看到第三四张时，白石老人忽然站起身来问：“你出过画册吗？”父亲说：“没有。”老人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转身打开柜子，从里面拿出一张纸，说：“要用这个出，这种纸可以传世。”从此，白石老人与父亲结下了超越父子的情感与信任。在后来的十年中，父亲为白石老人抻纸、研墨，每月为老人领取工资，帮助老人处理琐事、接待来宾……白石老人对父亲更是关爱有加。一次父亲去看望老人，要离去时，白石老人说：“我有东西要送给你，你要到家后再打开。”便给了一个小纸包，父亲打开发现是白石老人刻的一方“李”字印章，奇怪的是“李”字的右下角多了个圆圈，父亲不解，又到白石老人处请教，老人说：“这是你身边的一颗珍珠呀！”——因为我母亲名“佩珠”。多么睿智的老人！后来白石老人还为母亲书写“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的对联。白石老人常常急切地给我父亲打电话：“我又画了几张好画，你快来挑，不然就要被别人拿去了。”外面许多传言说老人特别吝啬，其实不然，老人先后送给我父亲几十幅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只可惜“文革”时被抄走，再没有找回。老人与父亲之间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我想他们是因为彼此认同艺术的追求而相知相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