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读完这本小说集，关于小说的好坏，我已有了另外的看法。非常奇怪，外国小说没给过我这么强的刺激。是他的小说让我明白了：一个从精神到技巧都已成熟且个性独异的作家，在处理中国题材时可以做得多么有趣、多么刻骨。因此，当我研究生毕业，走进供职的文学杂志社，那神秘昏黑的半地下室时，是自以为怀揣珍宝而来的—看吧，我会给你们带来从未见过的牛×作者，牛×小说，你们会因为他的到来，对这个新来的小编辑刮目相看的！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把编辑工作当事业的时期。那家杂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新派文学重镇，由于历史原因，一九九〇年后急转直下，更像是延续“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据点。一九九六年我去时，执行主编刚刚上任，也正是她拍板留下我这个毕业生的。她试图让这本杂志从刻板形象里走出来，鼓励每个编辑去挖最好的作者、最好的作品，不设限制。我于是像打了鸡血似的先给王小波写了封信：“王老师：我可能要从您的作品爱好者升格为文学责编了。我已到《北京文学》当编辑。把最好的小说留给我吧！”
之后给他打了个电话：您手头有无存货？他不紧不慢地答曰：有一堆压箱底的， 你有时间过来拿吧。一九九六年还没有普遍的互联网，写信靠寄，编辑取稿要去作者家——假如着急的话。
一九九六年八月，我开始工作后对他的第一次拜访，地点是在西单老教育部大院一座筒子楼一楼的一间宿舍。这是他母亲的房子。那时他和妻子李银河住在西三环外岭南路的一套单元房里，他为了照顾母亲，在西单和岭南路之间两边跑。我走进筒子楼的走廊时，他正在房门口的煤气灶前烧水，头发乱蓬蓬的，抬头看到我，嘴巴一张，一咧：“请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