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两周，主编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又一摞稿子放在我面前，是那个压缩版。我的心揪了起来。她面带无奈的愠色，说刚开完会回来，挨了严厉的批—因为××的小说里讲了个关于牙签和避孕套的黄色笑话，便斥本刊为格调低下，警告以后发表的小说里不许再有“黄色”内容，更不许有“挑衅性”的思想倾向。“不许，是怎么个不许呢？”我暗忖。一九九九年五月，我知道了什么叫“不许”，也知道了执行主编若不妥协，更将无所作为，这本杂志也将重回一九九〇年的模样。但这是后话了。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的那个下午，我只期待主编的冒险。但她说道：“这个《红拂夜奔》，没有性是不能成立的，没有挑衅性的思想，也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她求助似的望着我，我望着半地下室的窗外。地面上行人的小腿匆匆摆动，随地吐痰之声此起彼伏。我感到胸闷。
“假如发了，会怎样呢？”我绝望地不知趣起来。
“发了，就是‘顶风作案’呗。以后的限制会更多，直到变回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杂志为止。”她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她不是领导，而是我的同命鸟。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个永远带着女孩神情的美丽女人，一直与我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她让我明白何谓“韧”，何谓“妥协”，何谓不能“妥协”的“底线”。如果你不让我发表自己主张和喜欢的东西，那么我也不发表我毕生反对的东西—这就是底线。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两个在底线边缘挣扎的文学编辑，默默地合伙宣判《红拂夜奔》压缩版在本刊物的死刑。
“那么，作者是白费力气了。”这个念头让我虚脱。我该怎么面对我心爱的作家？ 在我的蛊惑下，他花了两周时间肢解自己的心血之作。他在肢解的时候一定狠狠诅咒过自己—如此迁就，无非为了发表。发表是为了什么呢？在他逝后，我读到他的一段话：“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听从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的指手画脚，在本该创作的时日，删削自己天才的作品—为了它能被读到，为了天涯海角的心有灵犀者能与他相视莫逆，如见另一个自己。那时他压在箱底的作品太多了：《红拂夜奔》、《万寿寺》、《似水柔情》、《东宫•西宫》……每一部都巧思密布，心血用尽，每一部都发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