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奖在想啥？

图片来自诺奖官网

这个来自坦桑尼亚的英语作家获奖，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此前连布克奖都没有获得过，只是入围过两次提名（但也没关系，后来他成为布克奖评委了）。他没有任何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好不容易有几个短篇在零星的非洲小说选中出现过，然而问到出版社的时候，出版社也说，这个版权没有续约，早过期了。今年的诺奖得主如此冷门，或许会印证之前读者的吐槽——在这个没有大师的年代，诺奖颁给谁都一样。其实倒不是这个年代没有大师，只是诺奖今年的选择实在有点矫枉过正的感觉，毕竟自从诺奖风波之后，诺奖评委许诺的将会更加关注地缘多样化的评选结果，过去三年里依旧没有实现。

古尔纳是谁？

来自坦桑尼亚的英语作家

诺奖委员会给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颁奖语是，“因为他对殖民主义文学的影响，以及对身处于不同文化夹缝中难民处境毫不妥协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然而，古尔纳生于坦桑尼亚，长住英国，用英语写作，而在坦桑尼亚，英语是一种对立的语言，是后殖民的象征。2015年，总统贾卡亚·基奎特宣布进行教育改革，坦桑尼亚所有学校将放弃教授英语，只教授斯瓦西里语。就此，坦桑尼亚成为了撒哈拉以南、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使用非洲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的国家。

那么，使用英语写作的古尔纳，还能否代表他的国家坦桑尼亚，他的小说又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体现了颁奖评语所说的“对殖民主义文学的影响”呢？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1948年生于坦桑尼亚，后长住英国，用英语写作。

古尔纳于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二十岁时前往英国留学。这段经历首先给他奠定了写作的基础主题。古尔纳的小说里，主人公基本都是因为进入了某个新的社会环境，从而导致原有的社会身份与自我认同支离破碎。1987年，他完成了自己的首部小说，《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讲述的就是一个非洲男孩从东海岸离家的原因，之后一年的小说《朝圣之路》（Pilgrim's Way）更激进一些，主人公的身份更具政治意味，他是个穆斯林学生，进入英国，与当地的种族文化发生激烈对抗。

在第一本小说里，古尔纳主要还是从肉体角度出发，以身体和性为出发点，借助一些哲学问题来思考一些与坦桑尼亚历史现实相关的主题，而到了后一部小说，他的现实主题开始变得更加明确。另外在前两本作品和他入围布克奖之前，1990年，他还写了一本小说《多蒂》（Dottie），它的主题和之前都不一样，是以二战后伦敦的一位女子的悲惨遭遇为叙事主体的，这也是迄今为止，古尔纳唯一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主人公多蒂·巴尔弗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很美丽，却不了解名字背后的历史，在进一步的探索后，她才发现这个魅力名字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段悲惨的、被英国人压迫的家族历史。

可以看出，在前三部小说中，古尔纳还是在试图从单一的身份模式出发，对人物的命运进行局部的剖析和探索。其实，世界上这样写小说的作家大有人在，并不能体现出独特的艺术性或观察视角。而到了1994年，《天堂》（Paradise）这本入围了布克奖提名的小说则显示了古尔纳在写作主题上的进一步深化，从单一的批判转型更宏观整体的批判。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代表作品《天堂》。

《天堂》的故事背景设置在21世纪初的东非，一个名叫尤素福的男孩做梦，梦见自己被一个做商人的“叔叔”带到了繁荣的富庶地，也就是那个象征性的“天堂”。但现实却是，他是被父亲卖给这个商人的――是的，即使在21世纪初，人口贩卖这种现象依旧在非洲广泛存在。尤素福就这样被卖给了另一个主人，以打理花园为工作，以此偿还父亲在外所欠的债务。

小说其余的部分颇具有奇幻色彩，在搭乘大篷车的非洲旅行中，尤素福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部落，走进了他们的神话传说、野外冒险，《圣经》和《古兰经》的风俗影响在分裂的非洲大陆上随处可见。尤素福在旅途中也遇到了自己喜爱的姑娘，不过这个女孩后来被迫嫁给了他的商人叔叔。在约瑟夫·康拉德式的旅行叙事中，《天堂》具有了更广阔的写作视野，它所探讨的不再是单一民族在某个单一环境中所受到的影响，而是借助尤素福的眼睛，观察了整片非洲大陆上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从而形成了一部庞大的非洲边缘的编年史。1994年，对大多数欧洲读者来说，非洲依旧是一片陌生的、缺乏认知的国家，而《天堂》那具有奇幻色彩的描述成功地让读者看到了非洲大地的社会生态。这本书虽然没能最终获得当年的布克奖，却让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成为了受到普遍关注的作家，也就此深化了他的写作主题。

古尔纳的文学理念

从后殖民遗留问题到非洲本土矛盾

除了小说写作，古尔纳的人生经历也让他在“对殖民主义文学的影响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古尔纳出生的时候，坦桑尼亚还没有建国，桑给巴尔还是一座独立的岛屿。1963年，英国结束了在桑给巴尔的殖民统治，1964年，在中国、苏联、东德等国家的支持下，桑给巴尔推翻了统治这座岛屿多年的君主制，成为了共和国。同年，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合并，成立了坦桑尼亚共和国。可以说，古尔纳正是这段东非历史进程的见证人，在青年时期完全经历了一个东非国家从殖民统治到君主立宪制再到共和国等重大的社会变革，对此毫无疑问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观察。在古尔纳前往英国留学之前，他还在国内参与了三年的革命，完全明白后殖民社会对非洲国家造成的持续性伤害有多么强大。

尽管人生经历和写作主题会不可避免地让古尔纳被视为一个后殖民作家或移民作家，但他本人对于后殖民写作是颇有微词的。例如上文提到过的代表作《天堂》。在完成这部小说时，古尔纳表示，过去的后殖民写作很容易成为一个陷阱，因为很多作品都将矛头单单对向了曾经的殖民帝国，将所有社会症结归结为殖民统治的毒害，但其实，非洲内部民族和部落的分裂所带来的危害也同样可怕。这是在非洲作家中比较罕见的一点。因为非洲作家在现实主题上都比较激进，例如恩古吉·瓦·提安哥，他能够在非洲作家中脱颖而出，除了自身经历外，也是不仅在小说中批判了殖民者，而是同时描述了非洲部落之间的文化和种族仇恨。

至于开头提到的语言的问题，也曾经有采访者询问过古尔纳，问他是会和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还是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站在统一战线上――“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契贝认为可以继续使用英语，并且通过对英语的本土改造实现语言的反殖民功能，而提安哥恰好相反，提安哥认为英语无论如何都只能是统治者的标志，它侵入了价值观、社会行为等一切行为模式。对此，古尔纳回答，这两个阵营都不是他的选择。

古尔纳说，自己不会从他们的那个角度来理解语言的功能。交流的方式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交流的具体内容要比使用的是什么语言重要得多。“我喜欢说我是一个偶然开始写作的人。我在10或11岁的时候没想过成为一名作家。我发现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在英国处于困境中写作，当时我没有想到要说‘我应该使用什么语言？’我知道如何在写作中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因为那是我阅读的内容。写作和阅读之间的联系是读者和作者建立的整体的文本联系网络。英语在这方面来说是有用的，而这是我用任何其他语言都无法完成的。”

另外，在文学层面之外，今年诺奖评委们的这个决定也可以视为一种补偿。中国英语文学研究者、前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副所长陆建德表示，英国作家很多，但“实际上英国文学与教学体系里的教师/作家，对桑给巴尔、坦桑尼亚有着特殊的眷念。非洲国家（政府）一般与流亡英国或欧洲的本国作家关系不大好。”颁给一位用英语而非本土语言写作的坦桑尼亚作家，可以完成一种情感交流式的文学作用。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王敬慧则开玩笑地说，自己只在恩古吉原文小说的作序者中了解过这个人，不管怎么说，诺奖在昭扬弱者这方面的目的是达到了。

其实也有道理，古尔纳的文学成就，或许未来不用多长时间就能证明他不会是一个世界级的、能让所有人留下记忆的作家，但对国内来说，非洲文学的研究目前十分贫瘠，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普通读者，对此都普遍缺乏关注。古尔纳的获奖会让人们重视到这一点，从而接触这片陌生的文学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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