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来说，最主要的收获也有两个：首先，个人学术新路的开创。这一点我想细致地谈一谈，因此放在后面再说。先说说第二点，即文学写作对于文化学者、生活实践与人生思考的宣导作用。这些实践与思考或许基于学术思想的积淀，或许与学术无直接关系，但都无法及时、全面地呈现于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之中。它们既然在学者的精神世界里孕育，必然需要一个载体转世，学者的文学创作也就应需而生了。

“不务正业”的文学写作

学界对于学者的文学写作，似乎不很认同，常被当成游戏，甚至被看作“不务正业”。就像刘跃进在《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后记》中所说的，似乎只有抛弃了“作家梦”之后，才能真正做好“学者梦”，当然这是老师早年的感受。即使，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那么多优秀的学者与作家的合体，学者的文学写作都很难被看好。所以，作家与学者变成了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读《从师记》之前，鱼和熊掌的矛盾一直在折磨着我。读完之后，我心里的矛盾涣然冰释。刘跃进是我的老师，虽然我的写作远不如老师的“硬核”，无论是与学术问题还是学术之人的关系都不那么切近，但它们的确为我的部分抽象情思赋形，支撑了我精神世界的一只角。假如说，学术研究是“读书得间”的成绩，那么文学写作也算是“学术得间”的成绩。

我想要详细谈的问题是，我读《从师记》所体悟到的，老师在大时代下，对学术新路的开创精神。老师对学术新路的开创精神，仅从“跃进”到“缓之”的更名，我以为即可见其一斑。“跃进”是时代意志的体现，虽然是借助师长所赋予的。它是先天的，也不一定是顺遂老师心愿的，但老师默默承受了，并学会从中汲取自己成长所需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