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求学时，文学专业的优秀老师那么多，当时的文化焦点也在当代文学。老师在听完叶嘉莹先生的讲座之后，却开启了对古典文学的求索大门。这难道仅仅因为古典诗歌与叶先生的强大魅力，而不是老师寻觅自我“小意志”的水到渠成吗？

改变自己要冒风险

另外，老师的问学之路，既是从师之路，也是探索自己的学术新路。“离开南开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独学无友，孤陋寡闻，徘徊在学术殿堂之外，苦于找不到登堂入室的门径，陷入相当苦闷的境地。雨宵月夕，废寝摊书，在艰苦的摸索中，我逐渐看到了古典文献学的意义，明白了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要有自知之明。”文中的“苦闷”与“徘徊”，无不在昭示老师对自我“小意志”的打量与把握。

但是，在学术上卓有建树之后，老师想的不仅仅是追求自我，还有超越自我：“改变自己，有时要冒着一定的风险。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总在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已有的科研成果基础上推进自己的研究。”超越自我，也就是对自我“小意志”的推陈出新。其中自然不乏时代的影响，学术自身求新求变的内核驱动，更是老师内心燃烧着的“小意志”的不懈攀升。

如果说对文献学重要性的特别强调，是老师自己的孤独求索，加上问学路上多位先生（尤其是姜亮夫先生）言传身教的结果，那么强调文学经典的细读，则主要是老师自我探索的结果。他上溯到宋人朱熹，从《朱子语类》中提炼出熟读经典的意义“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并以“大家”为镜，总结出四种读书法：一是开卷有得式的研究，钱锺书为代表；二是含而不露式的研究，陈寅恪为代表；三是探源求本式的研究，陈垣为代表；四是集腋成裘式的研究，严耕望为代表。老师说：“无论哪一种读书方法，我发现上述大家有一个学术共性，即能在寻常材料中发明新见解，在新见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在发明、发现中开辟新境界。”这不就是无休止的追新求知吗？在这里，学术研究的“大意志”与老师自己的“小意志”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