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看来，禁奢令并非禁止全部人的奢靡之风，有财力者越来越容易买到奢侈纺织品，而朝廷出于维护等级差别和垄断关键物质资源上的考虑，便影响了鼓励制作简单纺织品的这种取向。唐朝皇帝们一面倡导禁奢，一面大兴土木、举行盛大宴会的“双标”做法，其实揭示了无论是天子还是庶民，在参与审美游戏、追逐时尚的过程中都无法抗拒华丽丝绸的诱惑。

该书吸引我的还有两点：一是注重从文本到图像对唐代时尚的呈现，壁画、陶俑的运用直观地将我们带回唐朝情境中；二是关于入时男子和女性的时尚观察，具有性别史的理论底色。

当然，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作者十分熟悉唐代丝绸生产，专门有附录介绍丝织品知识，大量的出土实物照片也颇有视觉冲击力——例如法门寺展出的保存大体完好的武则天绣裙。白居易诗中那些风舞云裳的身影，就凝固在这些文物上，呈现着长安的回忆。

金银之美：

唐代器物的欧亚时尚

长安的风雅女性，大多随身佩戴一种金银制的香囊，设计精巧，内含燃烧的香料，暗香袭人。其实，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和使用，发展到一个空前繁盛期，高层人士的时尚审美之一就是用这两种贵金属制作纹饰精美的器皿。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新版刊行，经典重读，在今天唐代考古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又有新的感获，特别是把金银器纳入审美意象，围绕长安回忆，就有了相当不同的唐代时尚感。

唐代以前中国内地并不盛行金银器，唐代国力兴盛带来的开采矿业、技艺提升和域外交流等，促使金银器皿猛然间成为雅贵人士的独有审美品，陕西西安出土的金银器最为丰富和集中又说明长安作为时尚之都的地位。不可否认，唐前期金银器的流行，是与胡风盛行有密切联系的。唐朝胡汉文化的融合、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为此提供了欧亚风尚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