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周易》看来，尽管我们可以有效认识天道，把握天理，但是这种不断求索的行为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消解乃至改造天道的客观性。《周易》认为天道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意味着对天道的理解与天道本身的差异会伴随着上述变化恒久存在，故而《周易》对天道的理解是因顺多于改造。在《周易》看来，只有做到了“与天地合其德”，方可称之为“大人”，因此能否掌握与顺应天道，恰恰是《周易》之“治天”思想的关键所在，而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能够在名教与自然中保持一种大致平衡，其根源就来自于上述思想。在当今社会，这种“治天”的思维模式一方面可以引导我们不断探索自然，从而科学理性地去审视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则可有效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之中。

二

关于《周易》的思想属性研究，既往成果的特点在于出发点较为单一，即将《周易》视为儒家的经典。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实际上在早期是作为独立学术派别而存在的，其伦理思想对后世的儒家影响较为深刻。同时，儒家与《周易》的相互结合也丰富与完善了各自的伦理价值体系。但整体而言，儒家与《周易》所秉持的观念并不完全相同。先秦儒家在伦理上重视性善，进而强调德性教化之贡献，据此形成了“德治”的治世理念。与其迥然不同的法家在伦理上重视性恶，强调严刑峻法之约束，据此形成了“法治”的治世理念。《周易》虽言性善，但其不同于儒家之处在于，其指引性善的方略是“德治”与“法治”相综合的一条路径。与儒家相比，《周易》更重视规则，特别是在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上，儒家对此的表述是以德分之，《周易》则是以位定之。与法家相比，《周易》将“善”视为人性之本源，即人之为善乃至于最终成就善，根源在于人之有向善之本能，这种本能不仅使得人区别于禽兽，更使得其在建立社会规则的过程中，同时注重了扬善与止恶两个维度。因此在《周易》视域下的圣人，既注重“理财正辞”进而导人向善，亦强调“禁民为非”进而防微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