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种社会治理思想出发，《周易》认为伦理上的美德必须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相统一，即以德配位，且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各有差异。这种伦理模式的重点在于将德性区分为基本伦理与职业操守两个层面。即自小人至君子皆要遵循的社会基本伦理，与有位君子才需要恪守的职位德操有所差异。《周易》的这种“伦理与治世”的思维体系在今天的社会人际关系中有着较为重要的现实价值，其对基本伦理与职业操守的划分相较传统的儒家伦理体系更为合理，在社会上广泛推广的可行性亦更大。当今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崭新的社会环境需要社会治理理念的与时偕行。当今社会一方面以法治为准绳，从而约束每一位公民可以在统一的标准之上约束自身的行为；一方面以德治为目标，引导每一个社会公民都可以在“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理想中实现自身进步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这种社会治理可以说与《周易》所倡导的伦理观念是非常契合的。

三

如前所述，社会治理理念与人性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周易》所主张的性善论与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论有所不同，是一种基于自然的性善论。其理论有以下几个关键点：其一是人性的源头来自上天，上天赋予人与万物相同的善。因此，人之向善是一种天赋，且人之向善的规范在于外在天道，从而确立了“天人合一”是人之为善的终极目标；其二是人性虽本善，但却必须通过后天方可觉醒成就实然意义上的善，而动物等无觉醒之可能。由于人与万物有同源之善，使得人在参赞天地化育中促成万物“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成为一种可能，但同时又使得人脱离万物而成为具有特殊性质的存在。从上述两个特点我们不难看出，《周易》的性善论在相当程度上认为“善”的形成与外在条件息息相关，“善”不仅依赖外在源头，并且通过外在条件得以完善。这与《周易》在思想根源上受到筮法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性善论并没有全然忽视人的自觉性，与之相反，《周易》对人的特殊性进行了定义，即人对善的觉醒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