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古人提出“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观点，倡导在一个人年幼时即培养其纯正的品质。古代教育儿童的“蒙书”洋洋大观，在使儿童识字、掌握读写技巧、获得文史常识的同时，也使其见贤思齐，涵养美德。

徐达章《松荫课子图》，徐达章是徐悲鸿之父，该画描绘的是徐悲鸿在父亲监督指导下认真读书的情景（资料图片）

孔子过庭之训，留下中国人诗礼传家的悠久传统

我国古代书籍按照经、史、子、集分为四部，经部乃儒家先贤之言，地位最高，而群经之首是《周易》。《周易》六十四卦，博大精深，乾、坤二卦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卦是蒙卦，与对儿童的教育关系密切。

蒙卦说：“蒙以养正，圣功也。”在一个人年幼时就要注意培养其纯正的品质，这是造就圣人的成功之路。蒙卦的卦象，上半部分是艮，代表山，下半部分为坎，代表水，合起来是“山下出泉”。古人由此卦象领悟到“君子以果行育德”，即君子要以果断的行动来培育自己的美德。南宋大儒真德秀对此有更生动的解释：“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于沙石，岂能遽达哉！唯其果决必行，虽险不避，故终能流而成川。”对于儿童的教育，恰如山下出泉，初始之时必定会遇到许多阻碍，要有坚毅的心志，一一克服困难，同时要有耐心，因为对儿童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今天的投入未必能在明天看到结果，久久为功、育德不懈，小溪终将变成大河。

蒙卦从多方面揭示了古人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如蒙卦卦辞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体现了古人尊师重道的思想，《礼记》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按照礼法，学生有就学的意愿，当主动向老师求教，老师没有道理去求着教人，这突出了学生当有诚敬主动的态度。蒙卦还说，儿童初次发问应耐心解答，但是接二连三地“滥问”就不再解答了，老师应当懂得通过启发引导的方式来教育儿童。

“至圣先师”孔子擅长通过启发引导的方式教育学生。《论语》中子夏就“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发问，问夫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以“绘事后素”四个字作答，就像绘画一样，得先有一个素朴的底子，然后在上面绘出各种纹饰图案。子夏立刻由此领悟到了礼亦是如此，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忠信的品质，才能学礼。孔子对子夏的表现大为满意，高兴地表示可以与子夏谈《诗》了。

上面提到了《诗》和礼，这在古代是重要的学习内容。《论语》中有一则孔子教育儿子孔鲤的故事。一日，陈亢问孔鲤是否从父亲那里听到过特别的教诲，他疑心孔子也许私下给孩子“开小灶”。孔鲤说并没有特别的教诲，有一日孔子独立庭院，孔鲤从他面前快步走过，孔子开口发问：“学《诗》乎？”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孔鲤便去学《诗》了。又有一日孔子问：“学礼乎？”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孔鲤便去学礼了。陈亢听罢，十分欣喜，说自己问了一个问题，却从三个方面有所得，“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最后一“闻”，意为孔子对孩子的教育与对别人的教育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偏爱自己的孩子。

这段对话产生了“过庭之训”一语，专指父亲对孩子的教诲。孔子认为要首先学习《诗》和礼，这深刻影响了古人的家教观念，重视诗礼传家。

《急就篇》又名《急就章》，是我国现存较早的一种蒙书，由西汉黄门令史游撰写，同时代还有多种识字课本，但只有《急就章》留存了下来（资料图片）

古代蒙书数量众多，现存较早的一种是汉代识字课本

在我国古代，有一类专门为了教育儿童识字、读写、育德的书籍，称之为“蒙书”。提及古代蒙书时，今天的读者或许最先想到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我国古代蒙书数量众多，因为对蒙书概念外延的界定并不相同，具体数据也有明显差异，有的学者统计出古代蒙书数量超过千种。

我国现存较早的一种蒙书，是西汉黄门令史游编写的《急就篇》，这是一部教儿童识字的教材，一直到唐朝还很流行。今本《急就篇》在问世之后经过了后人的增补，共2144字，据学者研究，“大致已把当时常用的单字收了进去”，从内容上分为“姓氏名字”“器服百物”“文学法理”三部分。

《急就篇》在教儿童识字的过程中，也将广大的生活世界及对生活的美好祝愿一并教给了儿童。在“姓氏名字”部分中，作者给姓氏所取名字都有吉祥的寓意，“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延年益寿不仅是汉代人也是所有时代的人的梦想。在《急就篇》的最后，有一段四字一句的韵文，其中“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熟）成”等语，展现了汉朝人对国家强盛的自信。

前面提到孔子重视《诗》和礼，但《诗》对于儿童来说难度太大，教育儿童须循序渐进，切忌拔苗助长。古人曾整理出一张教育儿童的时间表，先是要掌握“小学”，“小学”可浅可深，浅者识别常用文字的音、形、义即可，若要深入其中，则是一个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广阔而深奥的学术世界。儒家十三经中，有《尔雅》这部“小学”著作，四部分类法中，经部下设小学类，可见古人对“小学”之重视，在他们看来，准确把握文字的音、形、义，是准确理解圣贤之言的基础。打好了“小学”的基础后，就可以教给儿童《孝经》与“四书”，接着是包括《诗》在内的“五经”。掌握了经部的要旨，可以读子书，撮要理解诸子大意，再之后就可以读史书了。

古人在教育儿童识字阶段，即开始着力培养其诗文阅读与写作的能力，尤其是诗的阅读与写作能力。中国是诗的国度，诗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具有社交价值，不会写诗在古代文人的世界中可以说寸步难行，许多传承至今的诗是对他人诗作的回应。

与此同时，当我们翻阅典籍时，会发现古人对于聪颖儿童的赞许，常常表现在他们年纪轻轻就能写出好诗来。王安石的名篇《伤仲永》中，仲永被他人视为“神童”，就是因为他“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神童”名声在外，一些人慕名前来求诗并给予报酬，仲永之父发现有利可图，带着仲永到处拜访，不使其学习，其结果是“神童”的天赋被浪费，不过十二三岁，仲永写诗的水平就大不如前了。

这则故事强调有天赋的儿童也要后天持续学习。有天赋是幸运的，但为天赋役使却未必是幸事。

在介绍文史典故的同时涵养儿童的品德

今天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古代蒙书，许多是教育儿童写作诗文的蒙书。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诗文选本，古代诗文浩如烟海，选本是一条规划好了航线的小船，带领读者欣赏古代诗文中的经典。选本反映了时代的风尚、选家的个人喜好，不同选本自然会有差异。《唐诗三百首》的编者是清朝的蘅塘退士，他在此书序言开篇说“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他不满于《千家诗》的选择标准，也认为《千家诗》将唐宋诗人的作品混在了一起，故决定“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唐诗三百首》大获成功之后，《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等相继问世。

写诗需合辙押韵，《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蒙书即以教育儿童掌握基本的对仗、声律为目的。古代诗文中包含大量典故，不知道这些典故，很难透彻理解一篇诗文的意义，这方面有《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蒙书。这些蒙书都是韵文，朗朗上口，方便记忆，符合儿童的阅读特点。

《龙文鞭影》全篇是四字一句的韵文，按照偶数句最后一个字的音韵排布。《幼学琼林》则是依据典故涉及的内容分类，划分为天文、地舆、岁时等33类，它虽然也是韵文，但不求在形式上整齐划一，只求偶句成对，更加灵活自如。蒙书在典故的选择上，以常见为主，并蕴含着德育的要求，体现当时人推崇的价值观念。

古代阅读这些蒙书的人，许多要参加科举考试，希望由此进入仕途。蒙书将古代清官廉吏的典故介绍给儿童，使其知道日后若能为官何可为何不可为。《幼学琼林》中“文臣”篇，有“召伯布文王之政，尝舍甘棠之下，后人思其遗爱，不忍伐其树；孔明有王佐之才，尝隐草庐之中，先主慕其令名，乃三顾其庐”一句，前半句说的是召伯之德，后半句说的是诸葛亮之才，德才兼备是从古至今中国人对为官者品质的要求。又如“廉范守蜀郡，民歌五袴；张堪守渔阳，麦穗两歧”都是对为民造福的官员的称颂。前半句说的是东汉廉范任蜀郡太守时，废除此前禁止百姓夜间生产以防火灾发生的命令，要求百姓储备足量的水，百姓有民谣称颂“廉叔度（廉范的字），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袴。”由于廉范调整政策，百姓发展生产，生活水准得到提高，以前家家衣服不够，今天家家衣服都够。后半句说的是东汉张堪任渔阳太守时，开垦土地，教民耕作，百姓因此致富，还出现了“两歧”即一麦两穗的奇景，这被古人视之为祥瑞，是地方官有美政的表现。

古代蒙书是微缩的古代百科全书，内容极其丰富，也包含了一些不适当的内容。今天，我们应以立德树人为导向，淘汰过时的内容，留下有价值的内容，并赋予时代内涵，让其继续发挥“蒙以养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