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国家结构是国家统一性的重要标识。先秦是统一性制度建设初创时期。夏朝国家结构还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方国部落联盟”，有人认为是“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中央集权的王朝”，但无论学者如何看待，夏朝不是一个孤立的城邦国家应当是共识，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国家制度建设中已经出现统一性要素是没有疑问的。商朝国家结构中的统一性因素在增强，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都反映商朝对方国的控制力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有人认为商朝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中央权力的国家”。周朝的国家结构性质也有不同意见，但以礼乐制度、分封制度为基础构建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中国历史上统一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统一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政治家的发明，先秦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先秦国家统一性不断增强的关键所在。思想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表现。春秋战国时期，追求“统一性”成为诸子百家思想的主流，要求“定于一”“天下为一”的呼声高涨，一个顺应社会经济发展，代表新的历史潮流的“统一性”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即将降生。

秦汉至明清是统一性制度建设的发展与成熟时期。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为统一性的制度建设创造了历史条件。秦统一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又相继制定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各种措施，将战国以来各自为政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象规范划一，奠定了此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统一性”的制度基础。2000多年传统社会统一性制度建设的核心大体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重视维护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的统摄地位不可动摇。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再到内阁制和军机处，从郡县制到行省制，都是为了保障中央权威的贯彻实施。二是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没有意识形态的统一，就没有政治统一的思想基础。汉代，经过思想家推崇改造，并经汉武帝认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儒家思想既满足了尊君一统的现实政治需求，又与社会大众的价值观相契合，成为历代“统一性”的思想基础。三是重视以民本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措施制定。以大一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性”理念，主张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包容，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大一统”的盛世或治世。因此，历代统治者尽管不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但在整顿吏治、发展生产、调节贫富、文化建设以及社会治理政策制定上，还是可以看到民本思想的深刻影响。延续不断的制度建设，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