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一些人还将职业与道德水准联系起来，认为道德水准与社会地位呈反比，社会地位越高，道德水准越低；社会地位越低，道德水准越高。章太炎就认为：“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他将当时人们从事的职业分为16种，即：农人、工人、裨贩、坐贾、学究、艺士、通人、行伍、胥徒、幕客、职商、京朝官、方面官、军官、差除官、雇译人。这16种职业的从业者，如果从道德的角度进行区分，“则自艺士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把绅士与平民完全对立起来。黄侃和刘师培就将官员与富绅并举，视为一丘之貉。黄侃指出，官员税吏和缙绅富贾均为“贫民之蟊贼”。“覈民之数，富者寡而困苦不可亿计也。相民之财，富者十取九焉，其散在众者，什一而已矣。”也就是说，他们以人口的极少数占有了社会财富的绝大多数，贫者因此而愈贫，愈愚，愈贱。在他看来，“朝廷盗薮也，富人盗魁也。小盗罪无赦，大盗莫之诘……欲民之无穷，何可得耶？”刘师培则告诉灾民们，那些官吏和绅士们表面上天天商议赈济，实际上都巴不得你们有灾，“你们受苦，他即发财；你们受罪，他就得好处。”他还以光绪年间山西、云南的旱灾为例，说明负责赈灾的官吏和绅士都曾借机发财，丧尽天良！
《河南》杂志甚至曾刊载一篇名为《绅士为平民之公敌》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历数了绅士们的种种恶行，指出绅士们除与政府互相利用、同恶相济外，还尽可能利用退休官僚和海外留学生。那些退休官僚“无本所谓思想，亦无所谓魄力。特以其红顶花翎曾贯摇于头上，头童齿豁，已待死于墓中，狡猾者遂奉以为名，而己为副，所谓政犹宁氏，祭则寡人也。”那些海外留学生则“买一纸卒业文凭，抄数篇间接讲义，无根柢，无价值，信口妄谈，自命通学，亦为狡猾者之所喜。月舍数百金，使之追逐己后，或当教习，或充干事。有反抗我者，可借文明国之法律以灭之。”这样，绅士们便“上可以狼狈政府，假公济私，下可以把持社会，淆黑乱白”。所以，常常能看到他们在大庭广众，发起各种集会，人潮如海，掌声雷动，“美其名曰普及教育，崇其谥曰提倡实业”。其实，他们都是为自己做官发财计，与全体国民并不相干。这些绅士不仅徇私谋利，而且破坏革新。“虽有魁杰之士，热心公益者，亦且心灰气沮，望祖国而却步矣。间有发为谠论，纠正其慝，或因民意之不顺，激而为示威运动者，彼且借扰乱治安、破坏秩序为名，出野蛮之全力，嗾彼官吏，杀之、戮之、逐之、辱之。”“夫政府犹发纵之猎人，而绅士则其鹰犬也；政府犹操刀之屠伯，而绅士则其杀人之锋刃也。”如果任其盘踞不去，则社会改良无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