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沦陷区上海，于伶坚持戏剧活动，创作了《夜上海》《长夜行》等话剧。戏剧家还改编了不少外国名剧，如李健吾将席勒的《强盗》改编为《山河怨》，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为《王德明》；柯灵和师陀将高尔基的《在底层》改编为《夜店》。
红军长征前，在中央苏区即开展过“红色戏剧”运动，成立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等。1935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进驻延安地区。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戏剧不断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倾向革命的抗敌演剧队员纷纷投奔延安，壮大了延安的戏剧力量。但由于他们不熟悉当地的生活，创作不出新剧，因此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一段时期，演大戏、演名剧便成为一时风气，排演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求婚》，以及国内名剧《日出》《北京人》《太平天国》《法西斯细菌》《带枪的人》等。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一些戏剧工作者在深入生活基础上，创作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剧，如吴雪等人编剧的《抓壮丁》，姚仲明、陈波儿的《同志，你走错了路》，杜峰的《李国瑞》等。
解放区的戏剧反映了现实生活，探索了戏剧的民族形式，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话剧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话剧的春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话剧的发展也随之转入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由过去的民间团体转变为正规的政府统辖的艺术团体；由自发的存在转向有组织有规划的总体建设(如话剧院团的布局、戏剧院校的建立等)。
国家对话剧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统筹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中国话剧的建设，而话剧院团和戏剧院校的组建是其主体部分，其目标在于使话剧成为一个遍布全国的严密而完整的体系。
